大字,古人有许多称谓,一般称其为榜书、署书、擘窠书,特别大的字称为
魁书,而人们更习惯称其为榜书。榜书是中国书法中一个特别重要的品类,与其他书法形式相比,其更能体现中国书法那种大气磅礴、浑厚雄健的精神,更能给人以震撼力,也更能体现中国书法的精魂与气魄。
据宋代僧人适人所撰写的《金壶记》说:‚秦书有八体,一曰大篆,二曰小篆,三曰刻符曰虫书,五曰摹印,六曰署书,七曰殳书,八曰隶书。‛署书秦代为封检题字以取其信的专用书体,到了汉代,萧何于汉高祖六年,曾题‚苍龙‛、‚白虎‛二阙,遂定署书为题额、题榜之用,后世称为榜书。
榜书,古指匾额上的大字,古称署。刘宋羊欣《采古来能书人名》曰:‚魏明帝起凌云台,误先钉榜而未题,以笼盛(韦)诞,辘轳长绳引之,使就榜书之。‛由于榜书高悬空中,必神旺气足胆壮者方能副之。令据宋释适之的《金壶记》说,此凌云台高25丈,韦诞书完下来,须发皆白,戒子孙勿习此艺。在一般人看来,韦诞奉命书匾,是莫大的荣耀,而在他看来,这种用绳子吊到25丈高的地方去写字,由于惊惧过度,有一种难言的痛楚,等于过了一次鬼门关,有一种说法认为,现在写榜书没有必要,将小字放大即可。要从实用的角度看,这种观点好像有一定道理,但从书法传承的角度看,从书法自身固有的规律性来看,这种观点是不对的。不但是现在很多人不同意这种说法,而且早在清代,包世臣就在《艺舟双楫〃历下笔谭》说:‚……有《黄庭》、《乐毅》展为方丈之谬说,此自唐以来榜署字遂无可观者也。‛这话说得绝对了些,其实,唐以降,善榜书者代有其人。榜书指尺寸规模而言,诸体均可写为榜书。汉代萧何所题苍龙、白虎二阙,号‚萧籀‛,当是篆书,后汉的师宜官、梁鹄、韦诞,唐宋的颜真卿、米芾等,并擅此法,或为隶或为楷,或谓行草。所以榜书并无书体的限制。师宜官是中国见诸文字记载的最早的全能书家,羊欣在《古来能书人名》中是这样评价他的:‚师宜官,后汉,不知何许人何官。能为大字方一丈,小字方寸千言。《耿球碑》是宜官书。甚自矜重,或空至酒家,先书其壁,观者云集,酒因大售,俟其饮足,削书而退。‛书壁售酒,概为一书坛佳话。
擘窠书,有两种解释。一种是清代朱履贞的说法,他在《书学捷要》中说:‚书有擘窠书者,大书也。特未详擘窠之义,意者,擘,巨擘也,窠,穴也,即大指中窠穴也。把握大笔在大指中之窠,即虎口中也。小字、中字用拨镫,大笔
大书用擘窠。然把握提斗大笔,用擘窠仍须双钩,用名指揭笔,不可五指齐握。‛清代的叶昌炽在《语石》卷五〃题榜中说:‚题榜,其极大者曰擘窠。‛由是观之,所谓擘窠书,即指把握提斗大笔写大字。一种是指在刻碑书丹前先画成的方格,擘窠书即依格而书,以取匀整。篆刻中四字印,先横直等分,亦称擘窠。我们常说的擘窠书系指前者,就是我们学说的擘窠书或榜书大字。
榜书中特别大的字,又称为魁字、魁书。魁书的大小一般在2~3米或更大。我国历代有魁书之作。刘宋虞和《论书表》载:‚子敬出戏,见北馆新泥垩壁白净,子敬取帚沾泥汁书方丈一字,观者如市。‛明人丰坊《书诀》说:‚若径丈以上,如文信公魁字,人必立起,以一身全力自肩及肘运,则以五指齐撮墨池之端,似握铁槊画沙泥,使手离纸三尺,然后八法完整,左右无病。‛清人杨宾在《大瓢偶笔》中说:‚往时在都,直府以内造高丽纸长二丈阔八尺者索书,一时无此大桌,乃布于平地,衬以大毡,跣踞于上书之。又缚长柄帚濡水,学方丈书,三四日后,脚步方有分寸,盖不难于骤进而易于速退云。‛
历史善于写榜书的书法家很多,根据杨宾《大瓢偶笔》的记载,萧何之后,有梁鹄、师宜官、王羲之、王献之、萧子云、李北海、颜真卿、柳公权、杨凝式、石曼卿、苏轼、米芾、吴琚、王十朋、张即之、朱元晦、康里子山、董其昌、范允临。此外,杨宾这里未列而康有为提到的还有汉魏的韦诞、卫觊,北朝的沈含馨、江式(题洛京宫殿门板)、窦遵瑾(题署北京台殿楼观宫门)、北周天和年间的赵文深(以题榜有功被提拔为赵兴太守,而且是京城每有题榜,就将其招回写之),唐时的殷仲容、王知敬等。其实,这只是拣要者论之,古时有成就的知名书家,大多是全能型的,小大由之,绝不拘于一种书体,一种模式。
康有为在《广艺舟双楫》第24章里,对榜书大字有专门论述。这是迄今为止中国书论中论述榜书最为全面和详尽和精到的文字。他以为,‚榜书至难‛、‚自古为难‛。一般说来,榜书大字较普通的小尺幅的字难写,这不但古人已有定论,而且也成为今人的共识。康有为对榜书之难概括为五个方面:‚一曰执笔不同,二曰运管不习,三曰立身骤变,四曰临仿难周,五曰笔毫难精。‛并说,有是五者,虽有能书之人,熟精碑法,骤作榜书,多失故步。那么,何以至此?原因是榜书‚以其别有门户也‛。别有门户,就是说,有它自己独特的规律。 学习榜书大字必须从临帖开始。按康有为的说法,临帖主要以六朝碑刻为主,
圆笔取泰山经石峪,方笔取白驹谷,尤以临泰山经石峪为要。因为此碑笔意略同郑文公,草情篆韵,无所不备,雄浑古穆,最与榜书有助。其实,如多临一些北朝碑刻,诸如龙门、四山摩崖、瘗鹤铭等,对写榜书大字在有好处。 还有,学写大字,颜真卿的字不可不学,尤其是他的《东方朔画赞》、《鲜于氏离堆记》和《大唐中兴颂》,属于必临帖目。前者的全称是《汉太守中大夫东方先生画赞并序》,是颜鲁公45岁所书,此碑虽不如后来他71岁时书写的《颜氏家庙碑》的年老笔高,骨力遒劲,但自有一种大气与厚重,基调清雄,气韵良足。苏轼平生最为称道服膺其碑。清人梁 在《承晋斋积识录》中说:此碑‚其骨从欧出,而结体展促为正,大小合一,满格而止,不使行间稍留余地。夫‘展促方正,大小合一,各期满格’,此即是颜法也。是碑乃鲁公中年书,较胜多宝塔。‛《鲜于氏离堆记》,刻于四川新政离堆下,残余50余字,1830年才被发现。唐肃宗上元元年(760),鲁公因得罪奸相,被贬到蓬州(四川遂宁县)任长史,途中路过新政县,特地拜访了当地望族鲜于忠通。时正逢鲜于氏在离堆山开凿了一石堂,特邀请颜真卿写此记(鲁公时年51岁),记中详细记述了鲜于氏家族的业迹和开凿石堂的始末。上元三年(762)被刻于离堆摩崖。此摩崖笔力沉雄,结体丰伟,与《东方朔画赞》风格相近,只是用笔更加成熟,更显得雄健清劲,高古浑穆,是学大字者难得的范本。《大唐中兴颂》也是摩崖石刻,在湖南祁阳浯溪崖壁上,,是颜真卿63岁时所书的擘窠大字。此刻字形和气势显得更加舒展和开张,那种横细竖粗,蚕头燕尾的特征已逐渐淡化,外密内疏,平中求险。同时,笔画中还透出篆、隶笔意,字形由修长变得方正而厚重,气度更加恢宏,达到了人书俱老的境界。我以为,学写榜书者,若能以以这几通碑刻为身骨,以魏碑之精者为风韵,再掺之于自己喜欢的其他碑帖,据己之性情,或取圆于经石峪、郑文公,或取方于始平公、白驹谷等名帖法书,去粗取精,取法乎上,一定会起到事半功倍的效果。
特别需要指出的是,是康有为批评的那种写大字时‚有意作气势‛的做法。康氏说‚作榜书须笔墨雍容,以安静简穆为上,雄深雅健次之,若有意作气势,便是伧父(见识浅陋的鄙野粗俗之人)。‚凡不能书人,作榜书未有不作气势者,此实不能自掩其短之迹。昌黎所谓‘武夫桀颉作气势’,正可鄙也。观经石峪及太祖文皇帝神道,若有道之士,微妙圆通,有天下而不与,肌肤若冰雪绰约如处子,气韵穆穆,低眉合掌,自然高绝,岂暇为金刚怒目邪?‛ 这是需要我们
特别注意的。这里还涉及到一个榜书评判标准问题,即‚安静简穆为上,雄深雅健次之‛的标准。这里康氏可能是根据某些现象专有所指,其实,将这两句话合起来,作为衡量榜书写得好不好的标准,可能更准确一些,使其既安静简穆,又雄深雅健,岂不更好?
以我自己的书法实践为例,写魁书之类的特大字,对于笔、纸、墨、场地、铺垫、技法等都有其独特的要求。我体会,写150厘米到300厘米大小的大字的难度,除了康有为讲的五难以外,还有以下几个方面:一是选笔难,我写在全国第一届大字书法艺术展中获得一等奖的‚德海‛二字时,用的是多年前定制的一支牛角质特大楂斗笔,笔头直径11厘米,锋长近30厘米,杆长110厘米,但锋是用马尾做的,太软,不好驾驭,笔锋一触纸即散头,都分成一个个的小辫辫,需要不断地调转笔锋才行。这种笔往往需要特制。二是选纸难。一般的纸都难当其任,薄者易破,厚者太板。我喜欢用河北迁安县宣纸厂生产的那种大六尺宣纸,这种纸尺寸要比一般六尺纸大,其长205厘米,宽大110厘米,根据要写的字的多少,将宣纸竖着粘接;这种纸不太厚,但拉力大,写字时用力大小,着墨多少,都不会遇湿而破损。三是选场地难,写大尺幅的魁书,必须有与它相应的较大场地,在书房里不行,必须站在面积较大的地上写,现在,人们居住面积较小,书房也小,写大字受到一定限制。四是找好的垫纸难。我们一般写字宣纸底下要垫毛毡,为的是不使墨下浸,而写特别大的字,正好相反,用毡子不行,必须使吸墨较强的材质,最好用吸墨好的宣纸,但成本太高,用旧报纸代替即可,根据写字所用宣纸尺幅的大小,可在地上铺二至三层旧报纸,报纸吸墨力虽不如宣纸,但也可用,又经济,好取材。五是大字的结构不容易把握,要有统揽全局的能力,这就非有一定的实践经验才行。六是写字时一个人比较难完成,需要其他人的帮助,因为大字蘸墨须饱满,落纸汪洋,每写一两笔要有人迅速地去‚抢白‛,就是用废宣纸将多余的墨吸出,不使墨向四周扩散,不让它将‚白地‛吃掉,否则,就浸洇得黑乎乎地一片,前功尽弃。七是写大字特别讲究步伐,双脚动作要与双手相谐,双脚腾挪的位置、速度、角度都要恰如其分。八是握笔运管须双手才行,两手配合谐调,右手为主,左手为辅,要巧妙分担和使用全身之力。
以上所述,只是我对榜书这门古老书艺的粗浅认识,是我在写大字的长期实践中的一点体会,不见得都正确,还请诸方家不吝赐教。
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