本文旨在通过对北美媒介环境学派的传播偏向理论，利用文献资料分析、案例应用分析法，探究在传播偏向理论下，探讨人工智能技术加持下的媒体对人类社会会产生怎样的宏观影响？在这种人工智能技术主导下，我们的世界或文明是一种怎样的形态？本文先通过绪论提出研究背景与目的，再总结归纳出英尼斯、麦克卢汉等多位学者认为的媒介与传播地不同偏向性，及其各自对社会的文明形态的影响。通过这些结论，结合人工智能的传播特征以及人工智能的在现实中的具体应用，来推导出人工智能塑造了一个万物皆媒的传播环境，其传播是以人和数据融合的偏向；最后探讨在这种新的偏向下产生的新的文明形态。
关键字：人工智能 传播偏向 万物皆媒 数据化社会
一、绪论
（一）研究背景
美国著名导演斯皮尔伯格执导的电影《头号玩家》，是一部背景设定为因环境污染，战争，生产力疲乏，使得未来的现实世界异常糟糕，人类陷入了人工智能技术塑造的VR游戏虚拟世界中。笔者发现，片中的虚拟现实游戏，是能够让物体产生传感能力，让人体所有感官数据化，进入虚拟世界。虽片中的技术设定在多年后的未来，但不难发现，现今的人工智能技术在不断地渗透进我们生活的各个领域，如天猫精灵、小度等智能家居的出现，上班时面部的打卡，而VR眼镜也早在三年前开始逐渐普及我们的生活……
在1956年达特茅斯举行的为期两个月的学术研讨会上，麦卡锡正式提出了一种名为人工智能的术语，人工智能正式成为一门学科。但在接下来的十年中，人工智能技术仅限于纯粹的学术
研究而陷入研究的低潮[1]。但于1969年，人工智能技术的商业化，使其从纯学术研究走向了实用研究，人工智能的发展与研究成为了各界追捧的热门领域。在传媒领域，人工智能技术已经开始应用于新闻生产的各个环节。业界多数学者的关注的议题是：这会不会导致传媒行业的变革，媒体人是否会被取代。还有部分学者想探究，人工智能媒介是否会导致传统理论的嬗变？但主要是在传播效果方面的理论。而笔者更希望能够探讨人工智能技术加持下的媒体对人类社会会产生怎样的宏观影响？在这种人工智能技术主导下，我们的世界或文明是一种怎样的形态？北美媒介环境学派的“传播偏向理论”正是研究此方向。
北美媒介环境学派的观点认为，世界万物都是媒介，媒介都是有偏向性的，新媒介的长处会导致新的文明的产生，这就是媒介环境学派之父哈罗德·英尼斯的媒介偏向理论的主要观点[2]。英尼斯在当时的时代提出了媒介具有时空偏向，而其学生麦克卢汉，提出了感官偏向理论的观点，再到后来尼尔·波兹曼的综合偏向理论。媒介偏向理论已经成为了一个较为完整的理论。技术的发展导致了媒介的发展，因此，我们媒体对于新媒介所指的对象都在不断更新，在两年前左右，社交媒体，直播等都是新的传播媒介，而到现今相对于人工智能来说，已经不算新颖了。
英尼斯的观点认为，媒介的偏向是根据物理特性来划分的，可人工智能是一种目标了解人类智能本质，模拟、延伸和扩展人类智能的媒介主体，这已经脱离了英尼斯划分的标准。因此，笔者很好奇，人工智能作为媒介的传播是否处于平衡的状态，他的新文明的产生是否也是没有偏向性的；但如果不处于平衡状态，那人工智能究竟是什么偏向呢？其产生的新的文明形态又是怎么样的呢？
（二）文献综述
近年来，研究人工智能的文章非常的多，在CNKI数据库上输入主题为“人工智能”，其显示的搜索结果为102424篇。其中，针对人工智能技术上的研究便占了74742篇，涉及人工智
能的发展史、技术的瓶颈、伦理问题等方面的研究。而人工智能在金融和物流等领域的研究论文也占了相当一部分。而当我输入主题为“人工智能、传媒”时，其搜索的结果只有298篇，且绝大多数研究是关于人工智能的出现对新闻业的有什么革新、对新闻人的影响。故而，笔者发现，在此前基本没有针对人工智能的传播偏向研。
在当今技术发展以秒计数的时代，在前几年还算新颖的社交媒体、直播等新媒介与人工智能一对比，相对来说，便不再是新媒介了。但无论是人工智能技术加持下的媒介，还是社交媒体之类的媒介，都基于互联网的发展和各类智能移动终端的普及。笔者因此在无法找到人工智能的传播偏向相关研究的困境下，参考学者认为网站，社交媒体等媒介的传播偏向研究。
鲍立泉在其《论网络对媒介时空偏向的平衡补救》中认为，媒介的时空偏向往往是相互矛盾的，相互抵抗的，需要在不断出现偏向与恢复平衡的动态补救过程中实现双螺旋式的演进。网络使人类社会历史上为数不多的实现时间偏向和空间偏向平衡的媒介[3]。北京印刷学院宋丽敏在其《网络媒介的时空偏向》中指出：新媒体如网络媒介能够让信息在纵向的时间里保存，也能在横向的空间中进行资源的共享，达到了时间偏向和空间偏向的一种平衡[4]。这两位学者都认为在网络时代下的媒介，其偏向性是趋于一种平衡。但中国人民大学新闻学院副教授李沁在其论文《泛在时代的“传播的偏向”及其文明特征》认为，在当今时代是泛在时代，我们进行的也是沉浸传播，是无时不在、无处不在、无所不能的传播。她认为沉浸传播是时空均衡的一种传播，传播的偏向已经不在于实践、或者偏于空间，而是时间变为一维、变成空间的一部分。学者李沁认为，泛在时代的传播偏向是人，因为媒介的中心是人，是媒介的本身，能够打破虚拟时空和现实时空的边界[5]。
相比于前两位学者的观点，笔者更同意学者李沁的观点。但笔者认为，人工智能的目标是达到机器的自我学习，他偏向于人之外，应该还有其他的偏向，且多数文献并没有总结出基于这种偏向，或者趋于平衡偏向下，其时代的文明形态是怎么样的。基于以上的几个重要研究的结论，
以及英尼斯与其他媒介环境学派的学者们针对媒介偏向理论的观点，再结合人工智能媒介的特质与具体应用，系统的探讨人工智能的传播偏向。
二、传播偏向：媒介社会影响建构的关键
北美媒介环境学派的观点认为，媒介技术决定着不同时代的文明，这种“决定”的核心机制体现为媒介的传播偏向。媒介即隐喻，不同媒介传播偏向通过创造其时的传播环境，改变人类交流与生活的方式[6]。与此同时，媒介不仅是报纸和广播电视等传统形态，也包括羊皮纸、服装、广告与货币等广泛性媒介，这些媒介介质都可以传递符号，其背后传播规律亦以自身方式影响社会运行。以此来看的话，这种传播偏向究竟如何影响和制约社会与产生不同的文明形态呢？本章节就此问题进行论述，介绍北美环境学派各学者在不同时代对其时主要媒介的性质探讨，及其提出的不同传播媒介偏向下的文明形态。
（一）时空偏向
加拿大传播学者哈罗德·英尼斯的著作《传播的偏向》、《帝国的传播》，是20世纪最有影响力的传播学派的著作。即便英尼斯已经去世了60几年，但他的影响，对北美媒介环境学派和传播学的研究影响甚大。
英尼斯的主要观点体现在《帝国与传播》，他认为的帝国有两个意思：一是作为政体的大型国家，二是泛指大型的政治组织。然后他又进一步将其分为政治帝国和宗教帝国两类。政治帝国倚重空间的控制，宗教帝国倚重时间的传承[6]。他笔下的“传播”也有两层意思，一是传播的方式，即其所谓的口头传统和书面传统，二是传播的媒介，相应的也有两类，即有利于空间上延伸的媒介与有利于时间上延续的媒介。
在他认为，传播与传播媒介都是有偏向的。在它看来，一般性质耐久，如羊皮纸，黏土和石头等变为倚重时间的媒介；而一般耐久较为逊色的，且质地比较轻的为倚重空间的媒介[6]。
英尼斯发现，在地域的组织工作中，传播是占有很重要的地位的。他分三个阶段：首先是粘土和沙草纸为主媒介的阶段，其次是羊皮纸为主的阶段，再次是以“纸”为主的阶段。辽阔领土的治理，在很大程度上依赖有效的传播。他认为，时间观念和空间观念反映了媒介对文明的重要意义。倚重时间的媒介，如石头、粘土和羊皮纸，笨重、耐久，有利于文化的传承，在其基础上产生的文明固守传统，强调连续性，突出信仰和道德，利于宗教的传承，维持宗教帝国的统治权威；倚重空间的媒介，如莎草纸、纸张，轻便、不易保存，强调地域扩张，促进世俗制度和科技的发展，有利于政治帝国的扩张及大范围远距离的控制[6]。
随后英尼斯从古埃及、古巴比伦、古希腊、古罗马、中世纪及近现代东西方各个文明时期的兴衰向读者展现了传播偏向在文明演进中扮演的重要角色。如英尼斯在其论述中有提到，古埃及时期，文字诞生且最初的文字都记录在石头上，实现时间上的延续，石头成作为记载文字的媒介，其时间偏向性为绝对王权的形成提供了基础。庞大坚固的金字塔和圣经文字共同构成了这种绝对王权的表征，所展现的是君王至高无上的权力。但当轻便，可远距离运输，书写轻松的莎草纸出现，使文字从复杂的圣书转化为僧侣体。其倚重空间的特质促使权力从绝对王权向贵族和僧侣阶层转移。伴随着政治制度的动荡变化，社会环境和社会心理也随之改变[6]。
英尼斯把帝国的概念作为传播效果的特征，从传播或媒介的偏向的角度解释了传播和文明如何相互作用。媒体和帝国的相互关系是媒介和偏向空间的国家官僚主义体制关系以及偏向时间的宗教制约下的关系。文明和帝国的发展促进了技术的进步，推进了新媒体的出现，而媒体和技术的进步反过来又影响了社会形态和社会文化，从而影响了文明的进步和帝国的兴衰。传播的偏向对帝国的发展起最直接影响的是确立和瓦解的权力与知识垄断。
（二）感官偏向
哈罗德英尼斯是技术学派的奠基人，而他最优秀的学生马歇尔麦克卢汉便是技术学派的第一代旗手，他们被誉为加拿大传播界的两颗“明星”。麦克卢汉的观点深受英尼斯的影响，但英尼斯从文明的进程考察了媒介的文化功能和意义，麦克卢汉却从更加广泛的意义去讨论传播功能机制的媒介。其提出的“媒介即信息”、“媒介是人的延伸”、“地球村”等概念，虽然当时不被学者认可，但却对当下人类社会的理解具有重要作用。
麦克卢汉认为，每个媒介在某种程度上都延伸了人的感官，如报纸和书籍，是我视觉的延伸；广播是听觉的延伸；电视及电影是我们听觉触觉的延伸，而人工智能是我们所有感官的综合延伸。而感官偏向的观点便是指每种媒介在某种程度上延伸人的感知，并且对人的感知产生影响。而我们可以从麦克卢汉定义下的“冷媒介”和“热媒介”理论看到麦克卢汉关于感官偏向更直接的观点[7]。热媒介是指只延伸一种感觉，如卡通画延伸了人的视觉，这类媒介对受众的参与要求程度低；而冷媒介指需要受众给与更多的热情，参与程度的要求更高，如电影只延伸了人们的视觉和听觉。虽然此理论漏洞很多，但不难从此发现麦克卢汉的观点，在传播媒介的运行中，受众感官的参与程度是直接影响受众对媒介的接受程度和使用程度。他们直观地引导受众的感性认识，是否能够引起受众共鸣，取决于媒介在传播中感染力的大小。在媒介偏向感官的时代下，受众的作用不断的强化，在当下的文明形态的缔造便不单单是单一型的扩张与灌输。
在电子媒介进行大众传播时，大众的感官世界会出现符合的复合的感官体验。用户最求感官上的刺激是用户做出媒介选择的重要标准之一，这其中主要依据能否在受众接受信息的过程中，充分的享受到乐趣，因此，感官偏向的媒介是营销模式中吸引消费者的新的突破口，这也一定程度的推动传媒经济的时代。
麦克卢汉认为的媒介环境是包含了三层含义的：首先，媒介本身便是环境的一部分，其次，
媒介会创造新的环境，改变旧的媒介环境，重塑环境；最后媒介环境是具有隐匿性，媒介变迁是最容易识别新旧环境的时机。开拓了从媒介技术出发观察人类社会发展的视角，并强调了媒介技术的社会历史作用。从唯物史观出发看问题，科学技术是第一生产力，媒介工具和技术作为生产力的重要组成部分，无疑具有推动社会前进和变革的巨大力量。这一点，已经为信息社会的发展所证实[7]。
（三）综合偏向
媒介环境学派正式创立要归功于该学派的第二代旗手——尼尔波兹曼。他在继承麦克卢汉的理论下，还做了开拓与延展研究，一手绘制了该学派的理论框架和蓝图，奠定了人文主义的研究视野和关怀。他的主要代表作是媒介批评三部曲——《童年的消逝》、《娱乐至死》、以及《技术垄断》。也因为这三步曲，他被誉为媒介环境学派的集大成者。
尼尔波兹曼认为，无论是媒介还是技术，都有一种隐喻的偏向，所有的媒介，都是自己的思想偏向、政治偏向、感知偏向、社会偏向和内容的偏向。这可以归纳为媒介具有自己的意识形态偏向。在尼尔波兹曼看来，每一种媒介在当时的时代若是占据主流地位，便会潜移默化的以自己的偏向性去影响和塑造环境。在当时印刷时代的没落，尼尔波兹曼通过电视媒介社会中人的思维及行为方式的历史去比较研究得出结论：当人们所崇拜的工业技术使他们丧失了思考的能力，因而失去了自由，在当时电视媒介蒸蒸日上，其具有的意识形态的偏向性，改变了公众话语的内容和意义，政治、宗教、教育和其他公共事务领域的内容都不可避免地被电视的表达方式重新定义。波兹曼虽然不否认技术对人类发展的贡献，当媒介技术发展到了技术垄断时代，人类文化最终进入集权化的技术统治——技术垄断阶段的时候，技术导致信息泛滥成灾，失去控制，以往的信息控制机制，如学校家庭，宗教，政党，国家，和法庭，失去效用。最后技术从根本上动摇了传统世界观，对人类文化造成了严重的伤害与威胁。
而在尼尔波兹曼之后的保罗莱文森，他则认为媒介具有人性化的偏向。保罗莱文森认为，媒介技术具有人性化的特点，他依据达尔文的观点，从生物进化论的角度探析技术以及认识论的之间的关系，相比于波兹曼，保罗莱文森对媒介持有乐观的态度。而另一个同样对媒介持有乐观的态度是约书亚梅罗维茨，他提出了媒介的前区以及后区偏向，在他的研究下，通过将媒介理论与社会交往理论结合，提出了媒介会产生新的场景与环境，影响场景中的人物和角色，进而去影响人们的行为，而这时，媒介环境学派的研究深入到微观生活的层面。
在本章，笔者总结了北美媒介环境学派的各学者通过针对不同时代主导的媒介进行分析，构建了包括媒介静态、动态演化的研究，再以此来构建媒介社会的理论分析框架。而媒介偏向理论作为基础命题贯穿于整个框架。通过前辈学者的研究，让我们能够更好的运用其研究思路来探讨人工智能的传播偏向。
三、人工智能的技术特征与传播属性
媒介是一个不断发展的概念，媒介技术在第三次科技革命高速发展下，人类所处的环境逐渐成为由媒介构建的“拟态环境”，甚至分不出是真实环境和虚拟环境。人工智能作为新媒介的出现，这令笔者非常好奇在人工智能加持下的传播路径与性质是怎么样的，只有很好的了解其传播的性质，以及其在真正传媒生态场的具体应用，才能更好的他就其传播偏向。因此，了解人工智能的传播偏向之前我们要先了解什么是人工智能，以及其传播的特点和具体在传媒中的应用。
（一）人工智能的发展历程和定义
人工智能的定义在当今学界并没有统一的标准。一般来说，从学科的时间来看，人工智能是研究且开发用于模拟、延伸和拓展人的理论。从功能上来说，人工智能是智能机器所执行的通常与人类智能有关的活动，比如学习、思考、判断、推理、证明、识别、感知、理解、设计、思考、
规划等思维活动[8]。从目的上去定义的话，人工智能是为了了解智能的本质，且生产出一种新的能以人类的大脑做出相似的方式做出反应的智能机器，该领域的研究包括机器人、语音识别、图像识别、自然语言处理和专家系统等。
人工智能的研究，并不是一番风顺的。但在人工智能这一个概念正式闻名于世界之前，科学家研究的是神经网络，目的是为了制造出人工大脑。在1951年，科学家写出了夕阳挑起和国际象棋的程序，而“人工智能”正式的提出，却是在1856年达特茅斯学院的夏季研讨会上。
在达特茅斯的夏季研讨会中，麦卡锡提出人工智能术语，人工智能这一概念正式确认为一名学科诞生。在当时的会议中，对人工智能的一个定义是“学习或者智能的任何其他特性的每一个方面都应能被精确地加以描述，使得及其可以对其进行模拟”。在麦卡锡看来一次与人类几乎毫无关系，它唯一可能暗示的是机器有能力去执行人类执行的任务。从这里可以看出，人工智能的最初提出是不会存在人工智能最终会淘汰人类的想法的。
（二）人工智能技术下的传播特点
人工智能技术加持到传播领域，使得首先使得传者和受者发生变化，使他们能够有机的融合，形成一种由反馈产出的双向传播。这时传播者的限定不再是人或者某个媒体组织或机构，而是演化成了算法，亦或是一种程序。他们接受到受众的反馈之后会自己生成数据以及信息，受众获益最大，因为他们的角色从被动的观看者和旁观者转换为现场的目击者与见证者。在传统的广电媒体时代，受众处于被动和无助，到了大数据的时代，受众无法在海量的信息中抉择，而人工智能加持下媒体，受众成为传播与接收信息的主宰者。笔者通过人工智能的特点来分析其传播的性质。
1.非线性的传播方式
人工智能技术是依据数学算法，是一种区块链中典型的去中心化技术，他不需要第三方的介入[9]。区块链的去中心化技术指人们只需要把一段时间内的信息，无论是数据，还是代码，都打包成一个区块，为其盖上时间戳，区块与区块链接，每一个区块都有上一个区块的链接，然后再在其中注入新的信息，导入更加多元的信息世界，受众在其中也得到了赋权，从而最大化的实现传播价值，以及对传播进行优化。
在以往的传播环境下，媒体组织都是依据区域和形态进行条块分割，呈现出较大程度的梳理。因此，传者与受者的关系被机械化，使受众成为一个高深莫测，难以捉摸的群体。在这种传播定式下，传播的价值链条是不能够非常有效的紧密连接，内容呈现的是线性中心化的特点。这种结果是传播价值链的介质以及其传播渠道的价值被弱化，传播的效果降低。而当人工智能去中心化，非线性的技术运用，渐渐的消解由于权力、资本导致的对媒介资源的垄断，以往的固定角色分工被打破，无论是传者，受者，还是传播的介质都得到最大限度的扩展[9]。
2.万物皆媒的融合性传播
这很大程度上区别于以往印刷媒介、广电媒介时代中，媒体固有的传播路径，即是自上而下地进行单向传播，由于只能技术的发展，大数据与算法不断完善与改进，媒体的外延越来越符合麦克卢汉所言，世界万物皆可以作为媒体，像现如今，物联网厂商等都已经进入到传媒的生态圈中。
媒介融合一直是近年来备受热议的话题，但一直因为技术的限制，使得信息的壁垒的打破非常困难，而人工智能技术的加持，使得跨界融合成为了限时，传播也不再局限于单纯的信息发送了。与以往的“通路”的传播路径不同，人工智能的传播是能够全平台的传播，这成为了选择信息服务的第一入口，他将受众的需求作为首要的中心店，将内容与受众群体相互匹配，持续性的提供个性化的信息服务，实现特定场景下，接受信息的转变，这一现象很好的印证了戈夫曼的理
论。
3.算法与数据为依据的传播内容
算法实际上不能孤立理解。算法必须和数据、产品一起来理解。算法的出现，实际上背后隐藏着人们阅读行为的“数据化”。算法则使得机器能够最有效率的对人们的爱好和行为进行判断和分析。在以往的传统媒体时代，基于宣传和市场的需求，媒体主要提供的是各种社会变化的最新动态资讯。但是人工智能加持下的传播平台，对受众行为进行分析，从而发现受众最感兴趣的产品，进而实现传播内容的变现。据路透研究院2017年的数字新闻研究报告显示， 当今的年轻人越来越倾向于选择算法新闻。当然，这可能导致用户信息获取面的狭窄以及强化其在某些问题上的偏见，人们仍然希望得到内容更为丰富的高质量信息[9]。
（三）人工智能媒介的现实生活应用
人类经过的漫长岁月中，所有可以依赖的媒介都局限在有限的范围内—无论是人际传播、群体传播和组织传播，亦或是互联网的大众传播，这些数字化的新媒介都有一个基本的原则，信息传播必须依赖特定的媒介的事实。但人工智能技术发展，是媒介和非媒介的界限越来越淡化，这使我们所处的时代，渐渐变为一个可以万物皆媒的时代，而他的具体体现如下：
1.传感器技术
传感器是一种收集特定数据信息的监测装置，能感受到被监测对象的信息，继而转换为电信号或其他形式予以输出，以完成信息的记录、传输、存储、显示和控制。在传统媒体的时代，媒体对信息的采集主要依靠人力完成，而现如今，人工智能技术加持下，传感器能够拓宽信息来源的途径。我们每一个人只需要有搭载传感器的处理器的任何物体，便可以让我都成为信息的采集
者。如智能手机、条形码读码器、可穿戴设备、GPS、无人机、遥感卫星等。机器能够获取所有的信息，这使得信息的来源得到丰富[9]。这正好的更加印证了麦克卢汉提出的观点“媒介是人的延伸”，传感器相比于报纸、广播以及电视更能体现人的延伸，使得能够让万物成为媒介的可能性。传感器技术作为智能技术的代表，越来越成为信息采集者的主体，“物—人”间的直接信息交互也将逐渐变成常态。由“物”所监测或感知的某些信息，如对某个用户或某个群体具有重要价值的信息，也许通过“物—人”信息系统，就能直接到达目标受众，这会使得专业媒体的中介性意义被削弱。
2.新媒介——智能家居
机智能家居是人工智能技术下，物联网的一个实际的应用，他让我们都处于一种环境化的媒介中，人类在此种进行人与物的信息交换。通过家庭内各种可以联网的电器或电子设备，在人工智能技术的基础下，具有一定的智能，可以为家庭内的人自动提供各种人性化的服务。他以人为中心，产生的信息变得非常的丰富。而人也将在其中把自己的行为、需求和环境全方位的信息化与数据化，这使得个人化信息变得异常的重要。不同的家庭场景及家庭成员间的信息交互行为也个性化展开。而随着人工智能的持续发展，信息能够用投影、虚拟现实以及增强现实等方式漂浮在空间里，这使得人可以再更碎片的时间和更多元的场景中进行。在人工智能技术加持下，智能家居将成为新媒介，成为不同场景以不同方式进行信息的传播与推送，人的生存，越来越成为媒介化说生存。
3.沉浸式新闻
无论是AR、VR还是MR，他们都有一个共同的核心概念，便是通过虚拟的手段，再现事实。他可能以游戏的方式参与其中，最终实现虚拟交互叙事。他们的本质都是去把握好融合状态，对场景和认知的再创造。这一技术应用的媒介领域，使得信息的传播更加的真实与立体化，但长时
间的于此环境下接受信息，也容易让人们无法好好区别真实或是虚拟的环境，拟态环境的程度达到了顶峰。
在本章，通过了解人工智能，我们对人工智能有个大体的了聊。人工智能加持下的传播，不但改变了以往我们传播的固有模式，也使我们的传播有了新的发展，万物皆媒的环境下，我们处于一个沉浸传播的状态；我们的传者与受者身份得到真正的加强。传播的线性特征转换为非线性的特点智能家居，使我们的生存越来越成为一种媒介化的生存。而通过研究其特别的性质得出，他不属于北美媒介环境学派中学者曾总结的任一偏向性的类别。因此，笔者在根据人工智能这种新媒介的现实应用和特点，参考北美媒介环境学派的观点，在接下来对人工智能的传播偏向以及其所对应的文明形态进行探讨。
四、流动与聚合：“数据人”偏向下的人工智能文明
人工智能的发展一直备受瞩目，在各种影视剧等对其神话般叙述，让人们觉得人工智能技术是我们高不可攀的。而在当代，人工智能技术渗透到我们生活的方方面面，而笔者在前文针对人工智能的主要特点与性质，以及人工智能具体的应用，发现对于英尼斯的时空偏向理论有了新的发展，不仅如此，人工智能由于其在传播过程中的特性，以及生产传播信息的方式上的改变，使得其在这个时代有了新的偏向。以下将会具体论述人工智能的偏向以及其所带来的一种文化形态。
（一）时空偏向融合
人工智能在通过融合性传播，把万物都作为媒介，作为信息传播的载体。在空间上，我们能够在建筑的环境上，以AR 的方式获取到信息，我人工智能融入到金融的领域，游戏上的VR体验，甚至在我们人体类人工智能微创技术来获取我们体内难以看到的信息。人工智能的传播行为
融入我们生活的方方面面。这种空间的变革，也导致改变了我们人类生存的空间，二者互为因果。人工智能的传播基于互联网的大前提下，将环境，人体等所有一切的客观外在网络化，并且相互连接在一起，它是我们的生存空间与传播空间不断的立体化，使得心理空间和物理空间逐渐转换成一个更大的生存空间。而在时间上，人工智能的传播中的信息是没有指定的时间的，传播者和受传者可自由的进行传播行为，如果不对信息进行删除，便会永久的存储在哪里。这类传播能够穿越到过去，窥探到未来，将过去，现在，以及未来有机的结合在一起。
不难发现，媒介、在经历了长时间的时空不平衡的状态后，出现了人工智能这一新媒介，既有空间偏向的性质，又有时间偏向的性质正在出现，虽说互联网时代下的新媒介，基本上都具有这一性质，但人工智能更深的强化了他的时间与空间的能力。传播者和受传者可以在时间和空间的维度上，来来回回，人工智能在传播上，更好的体现出了麦克卢汉前瞻性的观点——“地球村”，它使得地域的消逝，使得地球变得数字化。而在时间上，以一条不容斩断的时间长河，连接了过去和未来，基本上可以记录号每一时刻的传播。人工智能在时间和空间上的确达到了不偏不倚的状态，两遍势均力敌，仿佛完完全全的达到了媒介的“中介”的本质，而这种媒介也是媒介环境学派之父英尼斯所期待和他认为理想的媒介，在英尼斯看来，一个社会的主流媒介如果达到了时间与空间偏向的平衡，这个社会的文明才有可能平衡，否则将会出现新的文明的危机。人工智能作为当下主流媒介，在我们发现其时空达到平衡后，我们传播的信息并没有真正的达到使信息在传递的过程中，呈现出信息的完整形态。这是因为在人工智能新媒介加持的背后，传者与受者的变化，这导致了人工智能产生了新的偏向。
（二）流动的传播环境：数据化下的信息交互
在物联网技术试图赋予物体智能之前，人工智能技术早就开始探索如何赋予计算机一定的智慧。已经存在了几十年的人工智能是计算机科学的一个分支，其目标是了解人类智能的本质，以便模拟、延伸和扩展人的智能。这一领域的研究包括机器人、语言识别、图像识别、自然语言处
理和专家系统等。
在当今时代下，最新的技术都离不开数据的基础，人工智能也不例外。在前文对人工智能现实领域的可以发现，数据已经以流动的形态，在我们的传播环境中蔓延。在新闻媒体中，通过机器人写稿，可以很好解决新闻报道和推送的速度问题，带来时效性、改变新闻生产流程；在我们阅读的新闻里，实现互动对话，从以往的看新闻，读新闻，逐渐地改编为变为问新闻、答新闻，针对智能分发推荐系统，人工智能对其进行了个性，产生了算法推荐，移动智能进行对受众的智能分发和将内容进行个性化推荐。而我们触手可及的智能终端，也更加的智能化与互动化；而我们的生活中，从智能家居，不同的可穿戴设备，组成的车联网，物联网，相互间不断的发出数据进行信息交互。我们的日常生活中充斥着流动化的媒介，而这些流动化的媒介，都是将所有的信息数据化，而这是在人工智能主导下万物皆媒的大背景的。因此，我们不难得出，人工智能在传播中，使其生产分发信息是以机器作为主导者进行，而机器的智能形态是基于广泛的数据算法演变而成，而其传达信息的也是以数据为依据，以流动的形式存在我们这个万物皆媒的世界。
（三）人体终端化：“数据人”偏向下的传播
麦克卢汉的著名论断“媒介是人的延伸”，在人工智能技术加持下传播环境下，显得更加贴切。与以往传统媒体对人的眼睛和耳朵这样的感觉器官的延伸不同的是，人工智能技术主要应用之一传感器，是对对人的神经系统的延伸与放大更为显著：无论是神经的信息传导能力，还是大脑的信息处理能力。
但人工智能传播环境下的偏向区别于麦克卢汉感官偏向的观点，是因为在人工智能环境下的感官，都是一个个数据组成的。物联网的世界，所有的物体都是依据人来进行信息交互。如前文智能家居，使得围绕个人产生的信息变得丰富，人的行为、需求和环境被全方位信息化、数据化。这些在传统媒体时代被忽略与抑制的个人化信息在未来将变得异常重要，它们成为人们生存的另
一种表现形态，也成为便利舒适生活的前提。而个人化信息的传播，是人与物体、环境之间的“对话”过程，各种智能物体在其中扮演着媒介的角色。但这里的物体不单单只的是客观上的物体，还指的是人。由于传感器技术的发展，使得人类可穿戴的设备可以直接发送人体数据时，人体本身也将成为一种完全意义上的终端—— 人肉终端。这使得人的数据化变得更为常态、深层。人体发出的数据，被独立使用时，是个性化服务的依据，而被集合使用时，则可能成为了解某个人群状态、某种社会动向的基础。我们流动的数据，以不同的人，不同的特性作为其使用的目的，进行重新的选择聚合，把所有的数据都归于人的本身上，在此基础上进行交互。
因此，人工智能技术的发展下，我们传播既不能脱离数据，也不能脱离人，流动化的数据媒体，在所有的目的都归结于一个人的时候，是人将数据的聚合。在物体媒介化和人体终端化，也意味着人与物的共生关系。未来的人与数据所关联的物体间，会形成一种如影随形的“共生关系”。从传播的服务角度看，对于人这样的用户的存在状态与需求的衡量，将不仅仅是靠传统意义上的人口统计变量或用户行为作为标准的，与人相关的物的状态、人与物的关系，也将成为描述一个用户的新维度。英尼斯提出的传播和传播媒介都有偏向性，他的标准是能否适合运输来决定是否空间，或者在时间的延续中看待是否依赖于时间。但人工智能的传播已经超过了这个维度，他塑造了一个智能化，数据化的万物皆媒的世界，所有的数据在流动的过程中进行传播，到最终以人为目的进行重新的聚合，人体终端的出现使得，人与数据更加的贴合，笔者认为这是“数据人”。万物皆媒的沉浸传播，人是信息的发出者，也是信息的接受者，是媒介的本身，而他所有的构成，都是以数据为基础的。因此，这种人工智能下传播，是由数据重组聚合在人身上的传播，这种传播由于数据与人组合的特性，区别于感官偏向和综合偏向，笔者认为，人工智能的传播偏向是“数据人”偏向。
五、人与数据共同缔造下的新文明形态
“传播偏向”实际提供的是一种文化分析的方法，也是一种对未来文明的也测，英尼斯告诉
我们，意见媒介的长处，将会导致一种新的文明的产生。人工智能数据人偏向下的社会，是呈现为人机合一的社会形态。
人工智能在万物皆媒下的沉浸传播，使得人的主体地位提升，因此，改变着传播社会的话语权。话语权分散，人工智能让传者与受者进一步融合，人本身便可作为三者合一，而此时，在AI时代，“互动”应该被升级为“交流”，媒体从业者必须拥有与万物交流的思维方式，才能适应或者说争取引领新传媒方式。我认为AI时代媒体人的思维方式核心是交流意识，也就是说你要把身边的一切事物当作人一样看待，观察，交谈，倾听，交互。把你想传播的内容告诉他们，并且思考如何传播得更远更准。沉浸传播下，每个人可以在任何时刻进行传播，进行内容的生产，对信息内容进行编码解码，知识创造和传递的方式变了，知识的易获取性使其的到全新活力，让社会的话语权进一步的以人为主。
“数据人”的偏向，由于人与数据的相互关系，会不知道最终是数据主导人，还是人主导数据，这也会给传媒业带来了新的可能和生产方式等新的挑战。社会数据化人所有的感官和外在的体征，会让社会陷入一种集聚数据的社会，即唯数据化的社会，也带来了对于“真相”的迷思和“信息茧房”效应的加强形成。举个例子，在近期的AI换脸技术的备受争议，他是一种将人的行为举止、声音、习惯、动作数据化的形成而制作成的软件deep-fake。deep-fake是唯数据化的直接体现。在人工智能的圈子里，出现了Deepfake2.0概念，就是不止要AI换脸，还要能模仿一个人的行为举止、声音、习惯、动作。若是真的实现了，AI换脸视频和真人视频，就根本无法分辨了。没准再过十几个月，一个小黑客就可以轻松模拟出川普和妓女的欢愉视频，或是普京辱骂穆斯林国家的视频，这会引起直接的国际争端和政治大变动。Deep Fake一个马云、马化腾唱衰经济的视频，很有可能造成一段时间的市场恐慌抛售，那么伪造视频的人可以借此大肆做空获利。个人财产就造成大量的损失。人在这种将自己数据化，将身边万物数据化的社会，会想黑客帝国里的世界，是个最极致的世界、科技最棒的世界、最极致的世界。那个人工智能已经好到什么地步？就是所有人接上了一个管子，它创造了你所有可以想象的现实：我现在这里，
我看到的一切、你们听到的一切、我触摸到的一切，无非就是那个母体，透过这个输送带，刺激我大脑皮层的所有电子信息。那就是我们在哲学里所假设的那个叫“桶中之脑”的结果。你在那个虚拟的世界里，你上班、你工作、你交朋友、你的恋爱、你的喜怒哀乐，都是假如真、真如假。人在千百年前，人的躯体就比不过动物，百万年后，人的智力也比不过电脑。人所赖以为傲的感观，在数据的里头，或许通通都是欺骗你的。
因此，人工智能在“数据人”的传播偏向下，我们需要不断地加强人的主体意识不断地，警惕数据的真实性，才能在“数据人”偏向下的传播使我们不再依据于数据，而是以人类为中心，依据为人。
结语
人工智能作为新媒体的一种，在传播篇偏向中是基于时间和空间的平衡和融合，在却产生出了新的传播偏向，以数据人的新偏向。在人工智能的技术下，塑造的万物皆媒的数据化环境，一切传播都是以流动的数据为依托，以人为核心进行聚合下进行的。传播的文明形态发生改变，知识垄断被打破，文明不再是对领土的争夺，而是数据和人才变为争抢的对象，媒体环境，甚至使我们真实所活着的环境都受到了不小的变化。
文明迈出的每一个脚步都是对自然进行控制和阻碍的阶梯。哈罗德英尼斯说过，各种文明的意义是我们更能看清楚我们自己文明的偏向，对我们自己文明的特征，怀着更加谦虚的态度。人工智能技术加持下的传播代表着未来，代表着在这上面创造的以人与数据为中心的新文明。
注释
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