图形应用
50年来，英文中“Computer”(计算机)一词的含义发生了巨大变化。第二次世界大战以前，这个单词不是指某种机器，而是指由公司企业雇佣，专门从事计算工作的一类职员。当时，为节省劳动力成本，这类职员大部分都是女性。二战期间，战争需要催生了破译德军密码的Colossus，以及计算火炮火力的ENIAC，它们属于第一批真正意义的电子计算机。
战争结束后，IBM将计算机技术投入商用。他们的大型计算机不仅需要安装在专用的巨大房间内，由专业人员操作与维护，造价也高达上百万美元，只有少数跨国企业才有能力购买和使用。于是，在法国导演尚卢·戈达尔(Jean-Luc Godard)的科幻影片《阿尔伐城》中，计算机Alpha 60独裁专政;而在美国作家库尔特·冯内古特(Kurt Vonnegut)笔下作品《自动钢琴》中，计算机EPICAC也是飞扬跋扈。在民众心目中，大型计算机成了官僚主义和灭绝人性的象征，而“PC”(Personal Computer，个人计算机)还无从谈起。
真正的变化始于二十世纪60年代末。当时，不仅科技得到了发展，与计算机相关的理念也产生了变革。对于那一代人来说，计算机要么是高校实验室中的科研设备，要么是家中车库里自行组装的手工作品。然而，正是此时，科研人员和业余爱好者们发现了计算机在其他领域的潜力。他们中的少数人开始认为，虽然Colossus和ENIAC本质上与巨型计算器无异，但计算机并不一定是垄断寡头的专属、官僚主义的代表，它可以为普通人服务，成为真正的个人计算机。此时，信息交流新媒体逐渐浮现曙光。
在前面提到的少数人中，有两位重要的代表：美国发明家道格拉斯·恩格尔巴特(Douglas Engelbart)和美国计算机科学家艾伦·凯(Alan Kay)。恩格尔巴特是鼠标发明人，终身都致力于让科技为人类的福祉服务。艾伦·凯是计算图形界面的先驱，其名言是：“预见未来的最好方式就是发明它。”在60年代，计算机还只有绿色文字终端界面的时候，他们就展望到了未来广阔的可能。
演示之母
如果要为个人计算定义一个诞生之日，那一定是1968年12月9日。这一天，恩格尔巴特走上旧金山布鲁克斯大厅的讲台，向世人展示了他与斯坦福大学同僚用10年时间取得的研究成果：NLS系统。
在90分钟的时间里，恩格尔巴特先后演示了鼠标、所见即所得的文字编辑器、超链接、文本图形混排等，还谈到了阿帕网(ARPANet，互联网的前身)以及科技进步的未来。恩格尔巴特相信，借助网络与科技的发展，不久他就可以在全国任何地方进行NLS系统的演示活动。其实，当时他就已经能与30哩外门洛帕克的同事举行视频会议了。
实际上，恩格尔巴特对NLS系统的深层思考与其科技成就同等重要。在他的理念中，计算机并不是执行大量运算任务的单一工具，它应该帮助人们实现更加高效、精巧的工作方式。那一天，他用最为生动的方式描绘出了他的梦想，深深地影响了整整一代科技人，在旧金山布鲁克斯大厅的活动也因此被冠以“演示之母”的美名。后来谈及此事，恩格尔巴特说：“我和同事们感兴趣的是‘提升’(augmentation)，而非‘自动化’(automation)。当时，我们不是在制造某种工具，而是在设计一整套知识劳动的系统。”
恩格尔巴特的理念与艾伦·凯不谋而合。在后者看来，微处理器不断增强的性能将会带来一场不可阻挡的科技革命，计算机最终会变成书本大小，每个人都可能拥有。凯将梦想的设备称为“Dynabook”，今天的人们可以看出，那是平板电脑的原型。不过，凯也深知，一旦每个人都能使用计算机，未来需要更为深远的改变。他在随后的文章中写道：“当没有专业人员在场，大人小孩都能使用计算机完成有意义的活动时，计算机才能真正意义上变得个人化。要做到这一点，简单的任务必须容易完成，而复杂的则必须降低难度。”
由于时代造成的技术局限，Dynabook始终没有变成现实，而NLS也没有成长为一个健壮成熟的系统。与艾伦·凯不同，恩格尔巴特喜欢将设计复杂化。虽然他的演示拥有艺术品一般的高度，但NLS系统陡峭的学习曲线让人望而却步。他甚至向同事们宣称，NLS系统最终将拥有5万种不同的指令。
二十世纪70年代初，由于研究成果难以投入现实应用，恩格尔巴特的团队成员开始逐渐选择离开，艾伦·凯就是其中的一位。而包括凯在内，许多人很快找到了同一个归宿：刚刚建成不久的施乐帕罗奥多研究中心。