冬至当然是个具有标志性意义的节气。它是昼夜长短的分界，又是冬寒开始的时候，它还是物极必反的象征。如月之圆缺、日之黑白，它让人看到了自然的玄妙，看到了人逃不开自然的必然归宿。
于我而言，当然会想起过往，想起不愿再多想但躲避不了的回忆。2006年冬至前夜，父亲吃了一次止疼药、打了一针安定后终于没有像前10天那样翻复不安，他在药物麻醉之中终于放下了紧绷的神经，对病魔低下了头颅。其实有些时候，心里生出来的那一点点预感还是准确的。那天晚上到次日午后，我心里不止一次想到“冬至”这个字眼，我重复的并不是这个节气，而是这个字词所表示的“至”的意思—终止、抵达、结束，父亲在病魔折磨下，是否在这个时候应当结束了？没说出来的想法因冬至将要到来而屡次在心中重复，像有个石块一样沉重地压迫着身心。那夜，那个带着悲观预感的夜，永远难忘。10年以来，每个冬至前后我都会回忆，都会侧重父亲离开的追忆，却忽略了那个前夜因想到那样一个不可避免的结果而难过。今天想来，仍然为那种不祥之感而奇异。为什么想到生命的结束而没想到病魔的结束？这也是人太客观理性缺少浪漫梦幻的悲哀吧。
当然，关于冬至不止这一个忘不了的回忆。冬至开始“交九”，小时候大人不怎么说冬至，因为生活贫因也没有这天吃什么的讲究，但“交九”了，奶奶父母会重复好多次，从这天开始天气更冷，所以得在穿着上、烧柴煨炕柴料准备上更加重视。这就得让奶奶和母亲更加忙碌，因为这些事情，都是她们负责的。农家男人做的多是外边的大活，缝衣做鞋弄棉衣，眼瞅着快过年了拆拆洗洗的事情，都是女人的事情。奶奶活的时候还能帮母亲做一点比如纺线、絮棉花、打鞋背之类的活，1970年奶奶逝世后，所有的活，我们一家7口人的穿衣吃饭全压在母亲身上，而且，这都是她在生产队干完活后才能干的事情，从没有一天专门坐在家里的时候。母亲给我们缝补浆洗的时间基本上都是晚饭后，洗涮喂过猪后，锅里搭上馍馍，然后坐在缝纫机前，在那只黄豆大小的煤油灯焾下赶着缝制衣裳。幸亏有架缝纫机，幸亏母亲从年轻的时候就学会了裁缝，不然我都不知道那个时代我上学时能不能穿上囫囵衣服。缝纫机给我们带来了幸福，却给母亲带来好多压力和劳累。往往年节时候，村里内外那些家境稍好的大队干部、老年人都想做身新“制服”，都会找到母亲这里来。母亲想说没时间做，过年不一定能做好，又说不出来。毕竟做一件褂子能挣8毛钱、一条裤子能挣5毛钱，而这些钱对于我们全家来说非常重要。接下活，只能先赶着做人家的衣服，这就需要更多时间在长夜里干活。我的许多冬日记忆中，都是枕着母亲“哒哒”响的缝纫机声睡着的。母亲老了的时候才告诉我，她年轻的时候瞌睡多，加班加点地干活，经常会头枕到缝纫机上睡过去。我上中学的时候还经常埋怨母亲没有及时给我把棉裤做好、换不上棉鞋，等懂事了知道母亲的辛劳，才为自己过去的想法而脸红。
父母年老的时候生活好起来，应景应时的吃食也跟得上来。二老健在的时候，每到冬至前，还打电话提醒我，要“交九”了，做点儿“猫耳朵”吃了不冻耳朵，我说好好。父亲还会告诉我，过几天杀猪，回来拿肉。家里一般都是冬至后元旦前几天杀猪，这时候杀猪的原因是天寒了，肉能露天存放。能挤出时间我都会赶回家帮着杀猪匠一起杀猪。家里杀猪是件大事，母亲悉心养了一年的猪，能有二三百斤，我要回去帮着弄，就能少找个帮忙捉猪的。并且，烫刮收拾，自家人还是细心得多，也能减轻父母的劳累。杀了猪，那天肯定还要杀头羊。肉堆在案板上，让我先装带走的。在父母眼里，城里啥都没有，用啥都得花钱，猪羊都是自家养的，能不花钱就不花钱，让儿孙吃了他们也开心。吃了拿上，父母再帮我送上班车，于他们来说，这个冬天就暖和的不一般了。
今年我早早就准备着冬至父亲逝世10周年时的一件事情：为父母做一个相册。父亲逝世一周年的时候，我打印了父亲的回忆录，之后一直牵挂着给父亲做本相册，作为后辈保存的纪念。但这件事情只是做了一些初步的准备，还没到印制阶段，原因是收集资料还不全面，尤其是同父异母大哥与姐姐那里还没征集到相片。这件事情只有推迟一下，到清明之前才能完成。另外，把已经征集、扫描到电脑里的相片发给弟弟妹妹去征询一下选录意见的事情，也得抓紧进行。
节气不单是节气，更是一些人生的节点，或者说是生活工作的节点，它在无言地督促我要做什么、要抓紧时间做好什么。明天将到的冬至告诉我，在这个寒尽阳生的时候，要继续努力把生活搞好，把心中念想到的事情做好。