在中国乃至全世界，城市的美誉度与诗歌密切关联的大约非扬州莫属，扬州文化是历史最悠久、内涵最丰富、特征最鲜明的地域文化之一。只要我们随手翻开作品就会发现其中涉及的特别多，并且不乏脍炙人口的大家作品。如:李白“故人西辞黄鹤楼，烟花三月下扬州”(《送孟浩然之广陵》);杜牧“二十四桥明月夜，玉人何处教吹箫”(《寄扬州韩绰判官》);徐凝“天下三分明月夜，二分无赖是扬州”(《忆扬州》)……这是一个神秘而美丽的地方，提起这个地方就让人怀古，而怀古总是先忆唐，那段历史是这座城市最为光荣的记忆。它的西湖歌吹、小桥明月、渡口烟柳似乎有着一种魔力，仿佛潜在诗人心底的梦境，又如一种，使“扬州”经常出现在唐代文学作品的字里行间，以中国之大，文化之悠久，值得文人们去的城市很多，是什么原因使扬州受到诗人的青睐呢?本文试图对此进行分析和探讨，从而揭示“扬州”一词频频出现在唐朝诗人作品的原因，使人们对唐代文学作品中的“扬州”情结有一个清晰的认识。
一、有利的地理位置带来了经济的繁荣
距今大约一万多年前，扬州成陆于长江三角洲的冲积平原，它位于长江下游的北岸，依海濒江，气候温润，物产富饶，有着得天独厚的先天条件。六七千年前这里就已经开始种植水稻，使得农业有了很大的发展。据《左传?哀公九年》记载，吴王夫差为争霸中原，“吴城邗，沟通江、淮”。这里的邗城，就是扬州最早的名称，扬州从此开始了它的城市发展史，距今已经有了两千多年。汉代，扬州长期是王公贵族的封地。吴王刘濞曾经在扬州“即山铸钱，煮海为盐”，促进了它的经济文化繁荣。到了隋炀帝时期，利用邗沟开通了大运河，把黄河、渭河、长江连接了起来，促进了这三大流域经济、文化的发展与交流，扬州成为了长江以北的南端终点，也是向北的起点，为其在唐代的空前繁荣奠定了基础。处在运河与长江的交汇点上的扬州在唐朝成为了东南第一大都会，号称“淮左名都”，是南北对外贸易的重要港口和粮、草、盐、铁的运输中心。江南地区每年向朝廷缴纳的粮食和布帛等贡赋，先集中到扬州，然后再经运河运向都城。东南亚各国、西亚等国来的商人很多在扬州经商，有的甚至定居在这里，使得它成为了商贾云集、繁华富庶的商业城市。唐宋时对扬州和四川的益州曾有“扬一益二”的说法，其意思是“谓天下之盛，扬为一而蜀次之也”(洪迈《容斋随笔》)。曹聚仁在《万里行记》中曾说:“扬州成为世界城市，有1500年光辉的历史，比之巴黎、伦敦更早。”由此可见当时的扬州，类似当今的上海，虽然不是政治中心，但却是相当重要的经济文化中心。唐代扬州同时拥有唐代其他大城市相近的共性:开放性、兼容性和多元性。但由于地理位置和人文因素的差异，它又有着自己的个性，这里的农民大多弃农经商，追逐财富，具有鲜明的消费主义倾向，反映出了扬州人对富商大贾景仰羡慕的心态。“安史之乱”使得躲避战火的北方人纷纷南下，扬州作为商旅辐辏之地，它的富庶繁华、奢华靡丽使人们趋之若鹜，一时间扬州城市人口激增，市场空前繁盛，商品琳琅满目，外地的产品也源源而来，扬州在一定程度上掌握着唐王朝的经济命脉，唐朝的经济中心也向南移。再加上特殊的地理位置使扬州成为一个合南北特色于一体的移民城市。大运河的开通既维护了大帝国的统一，也促进了处于水运枢纽地位的扬州的繁荣。大量的王公卿士、富商巨贾、达官贵人、文人骚客、百工杂役、普通百姓、道士僧侣各色人等来到扬州，市场上有中外南北、各式各样的商品店肆，街道拥塞，人口密集，喧闹的叫卖声中还夹杂着不同的面孔、不同肤色的人，到处是南腔北调、说着不同语言的人。码头上每天经过扬州或在扬州停泊的公私和胡商船舶更是熙熙攘攘，致使水道拥塞难通，可见唐代的扬州经济已到达鼎盛，在全国也具有了举足轻重的地位。玄宗天宝元年(742年)的数据统计显示，当时扬州地区人口数已达四十六万七千余，是武德九年(626年)的五倍，大约占了全国人口数的百分之一，到唐代时经运河或驿道进入扬州经商的大食人、波斯人就有7000人。
二、经济的繁荣带来了文化的繁荣
区域经济的发展状况对地域文化的形成与发展起着巨大的支撑作用，而地域文化环境又对区域经济产生巨大的反作用。［1］扬州文化在形成和发展的过程中因其特殊的地域环境多方面吸收了各地的精华，南面吴越文化的妩媚、纤巧、灵秀的气质，西面荆楚文化的强悍的民风、奇丽的艺术，北面齐鲁文化的宽缓阔达、崇文重教，在扬州文化中都有相当精彩的表现。
(一)普通景物是唐代扬州城市文化意象不可分割的组成部分文学作品中的城市意象是通过作者对某一城市在特定的时期出现出来的城市面貌进行抽象概括，用特定的文字符号表现出来，然后再反作用于社会大众，获得社会大众的认可的城市文化形象，它是城市公众的一种集体心理意识，是无形的。［2］从下面的诗句中可以发现扬州的城市符号:“天下三分明月夜，二分无赖是扬州”(徐凝《忆扬州》);“十里长街市井连，月明桥上看神仙”(张祜《纵游淮南》);“青山隐隐水迢迢，秋尽江南草未凋。二十四桥明月夜，玉人何处教吹箫”(杜牧《寄扬州韩绰判官》)。这些诗句描写的虽是寻常景物，但却惹得多少人为之心旌荡漾。普通的明月、桥、箫等景物被作者带上了喜怒哀乐的感情色彩，扬州的城市符号也渗透在它们身上，从另一个侧面看出了当时扬州的社会状况。作为江南水乡的扬州，“桥”是跨越水陆的一种普通建筑物，自然也成为了扬州最常见的一种景物。没有一定的物质基础难有“赏月”这样的闲情逸致，而这样一种高级的精神娱乐方式也不断地在唐代作家的作品中出现，可想而知扬州的富庶和繁荣，试想一下温饱都不能解决谁会有这样的雅趣?作为一种乐器，“箫”在扬州的各个角落和作品里随处可见，但此时的“箫”已经不是一件简单的乐器了，它成了扬州音乐娱乐发达的象征，从另一个侧面也反映出扬州人因富足而产生的及时享乐的思想。在这样一个和着唐诗的平仄而气韵生动、富庶繁华的城市里，人民是富足悠闲的，到处是一种“应是维扬风景好”的印象。此时的扬州已不仅仅是一个地理名词，它已经成为一种记忆、一种情怀深深烙进了文人的心里，所有的普通景物在他们的作品中都被赋予了灵性和情感，恍惚间让人相信了一切都可以这么美好，扬州自然也就成为了那些文人骚客的理想之地。中唐诗人权德舆的五言长诗《广陵散》详细描绘了扬州的地理位置和繁华，通过对当地的普通景物和人民的生活场景进行详细地描绘，使人们对扬州有了一个全方位的了解:广陵实佳丽，隋季此为京。八方称辐凑，五达如砥平。大旆映空色，笳箫发连营。层台出重霄，金碧摩颢清。交驰流水毂，迥接浮云甍。青楼旭日映，绿野春风晴。［3］中唐诗人姚合在《扬州春词》中也是通过一些普通生活场面和普通景物来记录扬州，从另一个角度让我们了解了扬州的繁华富庶、奢华靡丽及扬州人会享受生活，并为寻找快乐乐此不疲的精神追求:广陵寒食天，无雾复无烟。暖日凝花柳，春风散管弦。园林多是宅，车马少于船。莫唤游人住，游人困不眠。当多情善感的文人们来到扬州，注定会陶醉在无边的风景里，自然也会在隋炀帝游玩扬州时曾到过的古迹前抚今追昔，感慨唏嘘，其中最有名的当属唐代诗人李商隐的《隋宫》:其一:乘兴南游不戒严，九重谁省谏书函?春风举国裁宫锦，半作障泥半作帆。其二:紫泉宫殿锁烟霞，欲取芜城作帝家。玉玺不缘归日角，锦帆应是到天涯。于今腐草无萤火，终古垂杨有暮鸦。地下若逢陈后主，岂宜重问后庭花。中唐诗人许浑则通过一首七律《汴河亭》道出了过度的挥霍享受带来的必然是可悲的下场，其中的船、楼、宫女等普通景物、人物讽刺了隋炀帝当初荒淫无度、穷奢极欲的生活场面:广陵花盛帝东游，先劈昆仑一派流。百二禁兵辞象阙，三千宫女下龙舟。凝云鼓震星辰动，拂浪旗开日月浮。四海义师归有道，迷楼还似景阳楼。
(二)风月文化是唐代扬州城市文化意象另一个不可分割的组成部分提到风月文化人们自然联想到低俗、不登大雅之堂，其实唐代的作品中风月文化只是诗人自身情感和爱意的真挚抒发，其中有的含蓄隐蔽，有的明白直露，而扬州因社会环境、经济因素等原因所致，涉及到的风月文化篇目众多。扬州作为经济商业中心，白天人来人往、熙熙攘攘，热闹非凡，到了晚上的夜市照样是歌舞升平，商贸活动频繁，一点也不逊于白天。在唐代，夜市成为了扬州人引为自豪的一大民俗景观。中国古代的城市为防止人们夜间作乱都要实行“宵禁”，每到傍晚人们纷纷往家赶，街上除了执勤和打更的很少见到行人，更谈不上什么夜市了。到了唐代，由于经济的繁荣以及国内外交流的频繁，住宅区和商业区不再向以前那样完全分割开来，逐渐联系在了一起，市场也就日趋扩大，“夜市”自然应运而生。扬州就是这样一座处处“笙歌彻晓闻”的不夜城。李绅在《宿扬州》中作了描写:“夜桥灯火连星汉，水郭帆樯近斗牛。”王建在《夜看扬州市》中这样描写扬州的夜市:“夜市千灯照碧云，高楼红袖客纷纷。如今不似升平日，犹自笙歌彻晓闻。”频繁的商贸活动使扬州的夜市逐渐衍生成了一个灯红酒绿的风月场所，曾被人们当成了理想的神仙境界。其中的青楼随处可见，但当时的青楼并非完全是情色场所，这些青楼女子能歌善舞、多才多艺，有的还是充满艺术气质的诗人，和当时的文人墨客交往是一种才子佳人式的人性自由的表现，满足了文人士子对自由恋爱的需求，充满了人本主义的精神气质。这样的宽松自由的环境下自然吸引了很多多情的文人骚客。扬州的踏月玩赏、细乐悠扬、夜夜笙歌吸引了风流皇帝隋炀帝不远千里从洛阳到扬州遍寻美人，可想而知这是一个怎样令人倾心的城市?
生活在这种环境中的人们更是懂得如何去享受生活和寻找生活的快乐，唐代扬州每个夜晚都歌舞升平、细乐悠扬、人头攒动，天天都在过着重大的节日，关于扬州夜市的记载，从高彦休《唐阙史》中的一段描写可见一斑:唐中书舍人杜牧，少有逸才，下笔成咏。弱冠擢进士第，复捷制科。牧少隽，性疏野放荡，虽为检制，而不能自禁。会丞相牛僧孺出镇扬州，辟节度掌书记。牧供职之外，唯以宴游为事。扬州胜地也，每重城向夕，倡楼之上，常有绛纱灯万数，辉罗耀列空中。九里三十步街中，珠翠填咽，邈若仙境。牧常出没驰逐其间，无虚夕。复有卒三十人，易服随后，潜护之，僧孺之密教也。而牧自谓得计，人不知之。所至成欢，无不会意。如是且数年，及征拜侍御史，僧孺于中堂饯，因戒之曰:“以侍御史气概达驭，固当自极夷涂。然常虑风情不节，或至尊体乖和。”牧因谬曰:“某幸常自检守，不至贻尊忧耳。”僧孺笑而不答。即命侍儿，取一小书簏，对牧发之。乃街卒之密报也，凡数十百，悉曰:某夕，杜书记过某家，无恙。某夕，宴某家，亦如之。牧对之大惭，因泣拜致谢，而终身感焉。故僧孺之薨，牧为之志，而极言其美，报所知也。
文中扬州的夜生活是如此的坦然开放和大张旗鼓，就连身为朝廷官员的杜牧，在这样的声色场所流连忘返，豪纵放浪。唐代的扬州在城市规模和环境设施上无法与长安等大城市相比，但是长安这样的风月场所却多半是在关闭后的坊间(如平康里)进行，根本没有扬州这样的坦然和自由。因此可以推测，到扬州来寻欢作乐的达官贵人、王公卿士、富商巨贾、文人骚客一定比比皆是，自然在多情的唐代文人笔下就多了对扬州风情的赞美、艳羡和欣赏，这座令人倾心的城市自然也就频频出现在唐朝文学作品的字里行间，受到诗人的青睐。在世界上，也许很少会有哪个城市像扬州这样，拥有2500年的历史文化传统却生生不息。同样，也很少会有哪个城市像扬州这样，曾跃居世界最风光繁华的大都会之列后又迅速跌落低谷而荣辱不惊。唐代文化内涵的精致与完美在扬州这座城市发挥到了一种极致，它以博大宽广的胸襟海纳百川，同时又把自己的文化影响向四面八方辐射。唐代文人不仅见证了扬州的繁荣富庶、奢华靡丽，同时还用自己的作品奠定了扬州繁华富庶、奢华靡丽的城市意象，并且通过自己的作品让这一意象深入到每个中国人的心中，扬州自然成为了每一个中国人的精神家园，更是唐代文人作品中一份抹不掉的情结。