一、一相情愿的外交思想
由于与西方列强同是信奉上帝，天朝从一开始就视洋人为兄弟，不能清楚地识破他们的侵略行径及其实质，对他们几乎完全丧失了应有的警惕。
1853年东王杨秀清给英国公使文翰的诰谕中说：“尔海外英民不远万里而来，归顺我朝，不仅天朝将士兵卒踊跃欢迎，即上天之天父天兄，亦当嘉汝忠义也。兹特降谕：准尔英酋，带尔人民，自由出入，随意进退，无论协助我天兵歼灭妖敌，或照常经营商业，悉听其便。深望尔等能随吾人勤事天王，以立功业而报答天父之深恩。”［1］
此诰谕中允许外国人“自由出入，随意进退”“经营商业，悉听其便”。这在当时的历史条件下，对于以自然经济为主体的太平天国来说，几乎没有好处，只能有利于列强的经济文化渗透，因此实质上是有损于国家主权的。
到了太平天国运动后期，列强越来越公开地支持清政府，甚至派兵“助剿”太平军，但天朝的领导者们却仍然认为洋人与他们“同拜上帝耶稣，一教相传，并无虚假损害之念。”“义谊之笃，如同一家。”［2］不光希望列强严守中立，甚至还妄想他们协助灭清，这是天朝领导人狂热的宗教情节在作祟，对同信一个宗教的列强抱有幻想，但后来局势的发展情况表明这无疑又是太平天国的一相情愿罢了。
二、彻底失败的上海
1860年太平天国与西方列强关于上海问题展开的一系列外交活动突出体现了天朝在外交上的愚昧无知。
1860年7月1日，太平军逼近上海，但鉴于上海的通商口岸地位，太平天国方面有所顾虑，因此当时天朝的当政者（政治上是洪仁玕，军事上是李秀成）始终没有攻取上海的坚定决心，而把希望寄托在和平谈判上。
关键性的失误在于谈判对象的选择上，太平天国的当政者们竟然选择了两个外国传教士作为谈判对象，但这两个人是根本不具备西方各国的官方代表资格的。天朝的当政者们却对两位传教士的话信以为真，以至于李秀成会坐着轿子率领大军大摇大摆地进入上海城，遭到洋人的炮击还浑然不知，事后还大骂洋人“背信弃义”。事实上，西方各国根本没有任何一位具备官方代表资格的外交官与太平天国达成任何口头或者书面的协议，同意天朝军队进入上海，而唯一具备官方代表资格的各国驻沪领事是拒绝与太平天国方面就上海问题作任何实质性谈判的，只是太平天国方面不愿面对现实罢了。
另一个致命错误则是根本性的，从当时的国际环境来看，太平天国从一开始就不应该染指上海。因为上海是西方列强在华利益的集中之处，染指上海必然引起列强的干涉，而上海对于太平天国本身却没有多大战略价值。对上海的染指使列强找到了借口公开武装支持清政府镇压太平天国运动，这给当时举步维艰的太平天国营造了一个更为不利的国际环境，正如茅家琦先生所总结的那样：
“（太平天国）更主要的错误在于他们没有能够利用清王朝和外国资本主义侵略者长期存在的、很难解决的矛盾，阻止两者相互勾结反对自己，使外国资本主义长期执行中立政策。如果能够做到这一点就有利于集中力量打击主要敌人清反动王朝，避免两面受敌。由于没有能够做到这一点，就使自己陷于两面受敌的地位，这个错误又集中表现在处理进攻上海问题上。”［3］
三、悲剧人物——洪仁玕
洪仁玕历来被史家认为是太平天国中最有近代先进外交思想的人物，诚然，他在对外政策的某些方面与其前辈相比确实有了一定的进步。
他在1859年提出了所谓“柔远”的政策：“凡外国人技艺精巧，国法宏深，宜先许其通商，但不得擅入旱地，恐百姓罕见多奇，致生别事。”［4］在洪仁玕之前的太平天国当政者主张暂缓通商，而在这里洪仁玕的政策是自由通商，这对于争取西方国家的支持是具有一定积极作用的；另外，他还主张“惟许牧司等并教技艺之人入内教导我民，但准其为国献策，不得诽谤国法也。”［5］意思就是说虽然允许自由通商，但不许外国人干涉中国内政、违反中国法律，这无疑是一显著进步。
对于中外礼节和习惯的差异问题，洪仁玕之前的当政者在西方使节访问太平天国时多要求使用天朝礼仪，这会带来诸多的不便，而洪仁玕却本着“求同存异”的方针，主张“尔不轻跪，我不轻出，各守其礼，是为两得。”［6］这在当时是十分难能可贵的。然而遗憾的是，洪仁玕主政的时间不长，他的这些对外主张连同《资政新篇》中的若干重要内容一样,在太平天国的后期并未得到有效的贯彻。再者，他虽然对太平天国的外交政策作了一些改进，然而其不足之处仍然是十分明显的，例如他在其著作《资政新篇》中将中国分为“中地、满地、蒙古地、前藏、后藏”，而非一个统一的整体，由此既可见其狭隘的民族观，又可见其主权观念的淡薄。另外，他与其他的太平天国领导人一样，被狂热的宗教情节所左右，认为西方各国与天朝信仰相同，是“兄弟之国”，于是对列强的入侵放松了警惕；即使后来由于深深地被自己的“洋兄弟”所伤害，而导致他的外交思想发生急剧地变化，但他依然没有放弃对西方列强的幻想，把太平天国之所以失败归因于“洋兄弟”的背信弃义。再者，对于上海问题的外交失败，洪仁玕也负有不可推卸的责任，作为太平天国唯一一位具有近代先进外交思想的人物，竟然在上海事务上表现的那么的无知和糊涂。
总的来说，洪仁玕是个悲剧式的人物，他是太平天国为数不多的对外部世界有直观认识，且具有近代改革思想的人物，然而他主政时间太短，其政策在当时的社会环境下根本无法得到有效地实施。在外交方面他确实在一定程度上促进了太平天国与西方国家的交流，其前期的外交努力是务实的，但由于时运不济以及天朝自身的局限性而最终走向失败。洪仁玕在被杀之前就太平天国失败的原因写道：“说到我朝祸患之源，即洋人助妖之事。……但如洋人不助敌军，则吾人断可长久支持。但一自妖军贿买洋人，以攻我军，我朝连续失城失地，屡战屡败，我军无力抵挡，末日快到了。”［7］在后人看来，把太平天国失败的“祸患之源”归于此未免有失偏颇，因为这显然忽视了太平天国自身的内因；但这句话可以说是洪仁玕在付出惨痛代价后,对其外交思想最后的总结。
四、关于太平天国外交失败的原因
掩卷深思，太平天国的外交为何会走向失败的原因是多方面的。这其中既有其外交思想的一相情愿、外交活动的愚昧无知以及外交主张的不切实际导致其外交活动中的种种失策，还因为太平天国和西方列强之间有两个不可调和的根本矛盾：第一，太平天国坚持中国的独立主权，这和西方列强的殖民利益存在根本冲突；第二，太平天国坚决禁止鸦片贸易，而当时西方从鸦片贸易获得的暴利，远远超过正当商业贸易的获利。这两大矛盾决定了太平天国在政治利益和经济利益上都不符合西方列强的利益，这决定了西方不可能支持太平天国。
然而，这并不表示太平天国的外交必然会走向失败。天朝是有机会争取到西方的中立的，也就是至少使之不帮助清王朝，事实上他们也一度做到了。这一可能性存在的原因是：第一，太平天国本身的蒸蒸日上，使西方列强不敢轻视其力量，不得不慎重考虑与之为敌的后果；第二，太平天国的政治、经济政策比清王朝开放得多，他们对所有没有政治恶意的外国人都抱欢迎态度，对和西方进行商业贸易表现得非常积极。因此，如果太平天国成功夺取政权，西方将可以不必依靠鸦片贸易，而能和中国建立起长期稳定的外贸关系，这是符合其长远利益的。
但是，正如太平天国的英国友人指出的，如果太平天国能在短期内取得决定性的胜利，那么西方出于对其势力的忌惮和对长远商业利益的需要，是可能采取中立，坐观其成的态度的（正如后来西方对待国民政府北伐的态度一样）。但是由于太平天国本身的内讧和种种决策失误造成其非但没有越来越走近胜利，形势反而越来越不利。如此一来，西方开始不再担心他们不是太平军的对手，而他们也没有耐心去等待那个不知道能不能实现的长远利益了。另一方面，太平天国的对手清王朝却做出了“借师助剿”的决定，全面而彻底地接受西方以协助其镇压太平天国为条件提出的交换要求，如此一来，西方的政策全面倒向清王朝就是必然的了。因此，太平天国在外交上的彻底失败的原因固然有其外交活动的失策之处，更重要的是其自身发展的局限性导致列强对其彻底失望。
摘要：发生在19世纪中叶的太平天国运动，在中外势力的联合绞杀下走向了失败。西方列强的干涉是太平天国运动失败的重要原因，太平天国本来是有机会争取到西方的中立的，然而由于自身发展的局限性以及外交上的种种失策导致西方最终倒向了清政府一边。研究其在外交领域的失策对思考其外交失败的原因具有一定的指导作用，同时也给后世以反思和教训。
关键词：太平天国；西方列强；清政府；外交；洪仁玕
参考文献：
［1］中国史学会.太平天国（六）中国近代史资料丛刊［M］.上海:神州国光社,1952:910.
［2］中国史学会.太平天国（二）中国近代史资料丛刊［M］.上海:神州国光社,1952:760-762.
［3］茅家琦.太平天国对外关系史［M］.北京:人民出版社,1984:268.
［4］中国史学会.《太平天国》中的《资政新篇》［G］//中国近代史资料丛刊.上海:神州国光社,1952:34-35.
［5］中国史学会.洪仁玕致英翻译官书［G］//太平天国(二)中国近代史资料丛刊.上海:神州国光社,1952:734-735.
［6］中国史学会.太平天国(二)《洪仁玕自述》［G］//中国近代史资料丛刊.上海:神州国光社,1952:853