摘要：、邓小平是当代中国政策的主要设计者，他们在长期的政治生涯中形成的外交有许多异同。两者的外交思想，总结经验教训，不仅可以充分认识当代中国外交政策的发展，而且将为21世纪的中国外交工作提供一定的理论指导。
关键词：；邓小平；外交思想
Abstract:BeingthemainarchitectofChineseforeignpolicy,parethesimilaritiesanddifferencestosumuptheexperiencesandlessonswhichnotonlycanhelpustofullyunderstandthedevelopmentofourforeignpolicybutalsocanoffersometheorydirectionforour21Stcenturydiplomatism.
KeyWords:MaoZedong;DengXiaoping;diplomatismthought
外交思想，首先应明确何谓外交？外交的定义众说纷纭，简言之，外交是国与国之间的交往、交涉，是国家用和平方式进行的对外行使主权活动的总称。外交活动的进行不是盲目的，需要以外交思想作为指导。而外交思想是指一个国家的政治家、外交家、思想家关于国家对外活动的想法、意见、观点的总和。新中国成立以来的外交活动取得了可喜的成就，这离不开和邓小平外交思想的指导。对两种思想进行比较，提炼共性的规律对当代中国外交的发展不无裨益。
一
、邓小平的外交思想是当代中国外交政策的重要组成部分，它们代表中国外交发展的不同阶段。
外交思想产生和发展于战争与和平相互交融的特殊时代。50年代，以美国为首的一些西方资本主义国家采取敌视新中国的政策，支持国民党，企图扼杀新生的社会主义中国。在这种情况下，明确宣布，中国“必须一边倒”，倒向以苏联为首的社会主义一边。在他看来，中国人不是倒向帝国主义一边，就是倒向社会主义一边，绝无例外。骑墙是不行的，第三条道路是没有的。⑴“一边倒”奠定了中国外交发展的基础。从新中国成立到50年代中期，先后有20多个国家同中国建立外交关系，中国得到了国际社会的承认，在国际舞台上站稳了脚跟。
60年代中苏关系彻底破裂，中国进一步受到来自美苏的军事威胁和经济封锁，承受着巨大的压力。认为，“新的世界大战一旦爆发，中国就很可能成为世界大战的焦点，帝国主义势力还是在包围着我们，我们必须准备应付可能的突然事变”。⑵面对国家的前途与命运，等领导人产生了较强的忧患意识，确立了“两个拳头打人”的外交战略，以此指导外交工作。中国顶住了来自苏美两个大国的压力，联合广大亚非拉国家在维护自己的主权和利益，推动世界和平方面作出了重大贡献。
70年代，中国所处的国际环境发生重大的变化，中美、中日关系正常化，中国恢复了联合国合法席位，西欧国家同中国出现建交高潮，在1970年至1980年十年间，同中国建交的国家达75个。从此，中国开始全面参与国际事务，在国际社会发挥着日益重要的作用。针对国际形势的变化，这一时期提出了联美反苏的“一条线，一大片”外交思想。但也明确表示，苏联与美国同属第一世界，是超级大国，中国同广大亚非拉国家一样属于第三世界，即“三个世界”的理论。“三个世界”思想成为反对霸权主义的核心内容。
邓小平外交思想产生于和平与发展的时代。70年代以后，世界形势发生了急剧变化，虽然美苏两个超级大国继续争霸世界，但是双方实力互有攻守，日本、西欧和第三世界迅速崛起。在新的历史条件下，邓小平密切关注世界形势的变化，高屋建瓴地把握世界全局，提出了适合中国国情的外交思想。
第一，对国际形势的判断。十一届三中全会以后，围绕中国特色社会主义政治经济如何发展的问题，邓小平认为，全世界维护和平的力量在进一步发展，“在较长时间内不发生大规模的世界战争是有可能的，维护世界和平是有希望的。”⑶邓小平在注意到国际形势继续缓和的同时，敏锐地看到，经济日益成为国际关系中的关键因素，世界各国特别是大国必须充分认识到以经济为基础、以科技为先导的综合国力竞争。面对国际形势的变化，邓小平提出了“和平与发展是当代世界两大主题”的科学论断。邓小平的这一论断科学地概括了当今世界的特征，从而为我国国际战略的调整以及新时期外交工作奠定了理论基础。
第二，对国际秩序的分析。所谓“国际秩序”，主要是指在国际事务中，处理国与国之间关系的准则和行为规范。国际秩序总是同一定的国际格局相适应。20世纪70年代以来，世界向多极化方向发展，但新的世界格局尚未形成，在这种情况下，许多国家都在积极倡导建立国际政治经济新秩序。邓小平极力主张建立多极化的国际新秩序，倡导以和平共处五项原则作为指导国际关系的准则。1984年邓小平会见缅甸总统吴山友时指出，“处理国与国之间的关系，和平共处五项原则是最好的方式，其他方式，如大家庭方式、集团政治方式和势力范围方式，都会带来矛盾，激化国际局势。”⑷同时邓小平也谈到，世界上现在有两件事要同时做，一个是建立国际政治新秩序，一个是建立国际经济新秩序。到1996年，邓小平又重申国际关系新秩序的最主要原则应该是不干涉别国内政，不干涉别国的社会制度，需要以和平共处五项原则作为新的国际政治经济秩序的准则。⑸在多极化的国际新秩序中，邓小平提出中国应成为负责任大国。
第三，对中国外交政策基本原则的认识。邓小平始终强调独立自主外交政策的基本原则，在他看来，“国家的主权、国家的安全要始终放在第一位。任何外国不要指望中国做他们的附庸，不要指望中国会吞下损害我国利益的苦果。”⑹80年代初，美苏争霸，为了增加自己的筹码，都想争取中国加入他们的集团。面对这种形势，邓小平明确提出把独立自主和真正的不结盟政策密切结合起来，即不同任何大国或大国集团搞战略同盟，也不屈服于任何大国压力。他指出：“中国的对外政策是独立自主的，是真正的不结盟。中国不打美国牌，也不打苏联牌，中国也不允许别人打中国牌。”⑺
从新中国成立到90年代中期，中国社会经历了两个重大转折阶段，即恢复和发展阶段。和邓小平从国际环境以及中国社会发展状况出发，提出了具有指导意义的外交思想，为中国社会发展营造了良好的外交氛围。
二
比较与邓小平的外交思想，我们可以发现，二者在理论内容、表述方式等方面并不相同。但总而观之，邓小平外交思想是在外交思想的基础上继承和发展而来的，这就决定了两种外交思想之间存在着共性，两代伟人思想的交汇点必将成为中国外交政策的指南。
第一，维护国家主权和国家利益。主权是国家的根本属性，是一个国家独立自主地处理内外事务的最高权力，国家的根本目的是最大限度地追求国家利益。与邓小平的外交思想首先表现为维护国家独立、主权和领土完整，决不允许别国干涉中国内政，不拿国家利益做交易。1949年强调，“中国必须独立，中国必须解放，中国的事情必须由中国人民自己作主，自己来处理，不允许帝国主义国家再有一丝一毫的干涉。”⑻50年代联苏抗美、60年代反美反苏和70年代联美抗苏的外交思想都是从中国国家利益出发，针对国际局势的不断变化作出的调整。邓小平继承的这一思想，坚决维护国家主权和领土完整，维护国家利益和民族尊严，在中华民族根本利益问题上丝毫不作让步。1989年邓小平在会见美国前总统尼克松时说：“考虑国与国之间的关系主要应该从国家自身的战略利益出发，着眼于自身长远的战略利益，同时也要尊重对方的利益，而不去计较历史的恩怨，不去计较社会制度和意识形态的差别并且国家不分大小、强弱都互相尊重、平等相待。”⑼邓小平强调，中国的外交政策是服从于国家利益的，国与国之间的关系不搞意识形态争论。这一政策思想对于我们处理党际关系和对苏联东欧国家关系都发挥了重要作用。
第二，坚持独立自主的基本原则。把独立自主作为新中国外交的根本立场，在国际交往中始终维护国家主权和独立，反对任何外国任何形式的干涉和控制。他认为，每个国家、每个民族都有自己独特的历史传统和文化习俗，各国人民应根据本国的国情和自身优势，独立自主地决定自己的一切事务，任何国家无权干涉。1950年中苏缔结了《中苏友好同盟互助条约》，但这并不意味着要完全听命于苏联。1972年，中美建交中国没有完全受制于美国，相反，我们坚持独立自主的外交政策，顶住了来自美苏的压力并成为独立于美苏力量之外的重要力量。邓小平外交思想也充分体现了独立自主外交精神。
邓小平指出，中国的对外政策是独立自主的，是真正的不结盟。
第三，坚持和平共处五项原则。详细分析了二战后的国际形势，在他看来，各种类型的国家同时存在，社会制度和意识形态的对立，使国家之间不可避免地产生矛盾和冲突。为此，认为要在平等互利和互相尊重主权、领土完整的基础上与各国建立外交关系。后来，对此予以科学表述，发展成为和平共处五项原则。根据和平共处五项原则思想，中国同世界各国建立和发展正常的国家关系，包括同敌视我国的西方国家建立了外交关系，极大地拓展了中国的外交空间。面对急剧变化的世界局势，邓小平仍始终坚持以和平共处五项原则作为对外交往的基础，指出：“我们谁也不怕，但谁也不得罪，按和平共处五项原则办事，在原则立场上把握住。”⑽在和平共处五项原则指导下，我国不仅同所有周边国家实现了全面的睦邻友好，而且同其它发达国家、发展中国家都建立了友好合作关系。
第四，发展同第三世界国家的友好关系。一贯把支持世界上一切国家的和平运动和正义战争视为份内责任，给予道义上、经济上和军事上的支持和援助。这些援助是不谋求任何特权的，目的是通过援助使受援国逐步走上独立自主的国家发展之路。这不仅提高了中国的国际地位，而且密切了中国同第三世界国家的关系。改革开放后，随着中国国力的日益提高，邓小平仍然把加强同第三世界国家的团结与合作作为我国外交工作的立足点，将中国定位于第三世界，并且不受中国经济发展的影响，中国永远不会称霸，永远不会欺负别人，永远站在第三世界一边。
第五，反对霸权主义，维护世界和平。始终把反对帝国主义、霸权主义与维护世界和平，促进人类共同进步作为中国外交的根本目标，并且通过抗美援朝、援越抗法、援越抗美等战遏制帝国主义推行的霸权主义和强权政治。邓小平继续高举反对霸权主义的大旗，明确指出：“我们对外政策还是两条，第一条是反对霸权主义、强权政治，维护世界和平；第二条是建立国际政治新秩序和经济新秩序。”⑾冷战结束后，邓小平始终坚持高举反对霸权主义、维护世界和平的旗帜，谁搞霸权就反对谁，谁搞战争就反对谁，坚决站在维护世界和平力量一边，始终高举维护世界和平的旗帜，赢得了世人对中国的赞誉。
三
和邓小平是不同时代的两位外交家，他们所处的国际环境不同，外交决策和外交思想也不尽相同。对这两位伟人的外交思想进行比较研究，正如有的学者指出的，我们决不是故意造成两位伟人思想的对立，而是力求从比较中得出一些启示。
第一，正确认识面临的国际国内环境是中国外交工作的关键。和邓小平都注意了解、分析和预测国内国际环境，从而制定了符合中国国情的外交政策。当今世界是一个相互依存的世界，中国在对外交往中，中国的发展需要国际的合作与支持，需要与不同意识形态的国家建立广泛的交流关系。和平与发展仍然是当今时代的主题，在共同关心的和平与发展问题上各国进行合作与交流是可能的。中国必须紧紧抓住有利时机，发展自己，才能有更强大的外交。
第二，独立自主外交政策是我国外交工作的准绳。独立自主包含两层涵义，首先是国家主权的独立和领土的完整；其次是国家利益的维护和实现。邓小平与的外交思想都坚持了“独立自主”的原则。无论是与苏美结盟的时候，还是与世界上大多数国家交往的时候，、邓小平都坚持了独立自主的外交原则，不允许任何国家插手中国内政，染指中国的主权，损害中国的国家利益。随着国际相互依存性的不断增强，国家主权“让渡”和利益“共享”的特点明显增强，中国作为国际社会的一员经济利益、政治主权不可避免的受到影响。在不能“因噎废食”的情况下，必须坚持独立自主的外交政策，才能更好的维护和实现中国的国家利益。
第三，广泛地发展同国际社会的交流与合作，大胆借鉴、利用西方资本主义的文明成果。近代中国曾经任人侵犯和践踏，“百年屈辱史”证明了一个颠扑不破的真理，即“落后就要挨打”。邓小平一生都致力于中华民族的繁荣富强与统一，他们所有的目标就是使中国逐步强大起来，因为只有综合国力增强了，外交工作才能大有作为。在当代，中国的综合国力日益增强，社会生产力不断发展，中国的国际地位日益突显，是世界多极化进程中必不可少的一极。
最后，坚持以和平共处五项原则作为处理国际问题的基本准则。当今世界并不太平，在国际局势和国家关系等方面存在着一些潜在的危险因素。和平共处五项原则在稳定国际局势、弥合国家关系方面发挥了巨大作用，深受一切爱好和平力量的拥护和支持。我国必须继续坚持这一原则，坚持国家不分大小、贫富、强弱，一律平等，不同社会制度、意识形态和发展道路的国家都能够友好相处。只有这样，才能在国际舞台上赢得更多的支持力量，获得更大的外交活动空间。
注释：
（1）《外交文选》，中央文献出版社，1994年，第93页。
（2）《选集》，第五卷，人民出版社，1977年，第141页。
（3）（4）（5）（6）（7）（9）（10）（11）《邓小平文选》，第三卷，人民出版社，1993年，127页、96页、359—360页、156页、59页、330页、363页、320页。
（8）《选集》，第四卷，人民出版社，1991年，第1465页。