2013年《半月谈》第11期
2024-08-17
来源：伴沃教育
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向发展自由要活力
如何遏制经济风险的积累，平抑经济周期的波动，助力经济转型的启程？这是当下政府和民众都在着力求解的发展难题。
从发展自由的视角看去，我们或许能够找到求解难题新的着力点。
一如诺贝尔经济学奖得主阿玛蒂亚·森曾经揭示的，发展就是扩展自由，自由是发展的首要目的，也是促进发展的重要途径。自由是秩序的基础，也是发展的真谛。
发展自由，追求的是创造物质财富的自由，是选择生活方式的自由，是实现人生价值的自由。深化发展自由，是稳定经济增长的重要根基，是实现发展转型的战略支点，是加快改革进程的价值指向。
显然，简单重复以往强力刺激政策的套路，演绎过去政府投资拉动的故事，已经没有多大的空间，甚至还会生发更大的难题。深化发展自由，在改革的突破中，充分激发经济主体的创造活力，释放经济发展的内生动力，积蓄经济转型的深厚潜力，当是我们的正确抉择。
保障公民自由流动的权利，是发展自由本质的政治表述。
公民生活权利的扩展是社会经济发展的重要动力。改革以来中国经济的高速崛起，就是最生动的诠释和最深刻的启示。不同的人群，纷纷从土地的依附中、从乡村的封闭中、从单位的围城中、从体制的缝隙中解放出来。流动生成机会，流动解放梦想，流动改变命运。
如何持续释放自由流动的蓬勃活力？户籍制度和社会排斥，是必须打破的瓶颈。中国农民硬是靠自己的肩膀扛开了城市的大门，挤进了另一个世界。但是，他们还远远没有实现期盼中的市民化，还难以全面享受城市的公共服务和合法权益。这最后一公里走得那么艰难。
而且，为了城市的形象提升和产业升级，一些地方实施“行政性腾笼”，清理低端产业；推进“城中村改造”，推高生活成本；设置“高门槛准入”，鼓励投资性技术性移民，限制低收入者低技能者。
大量进城农民把他们最宝贵的青春、最充沛的干劲和最灿烂的憧憬，都奉献给了城市，在“制度性歧视”和“政策性挑选”中，却无法在城市找到驻足的位置，无法逃脱被城市剥离的命运。其实，一个城市强制性的行政选择，不仅妨碍了公民的自由迁徙和居住权，而且不利于城市的产业生态和社会和谐。
提升底层自由选择的能力，是发展自由深层的社会内涵。
阿玛蒂亚·森把能力看做发展自由的关键，自由就是人们能够过自己愿意过的那种生活的能力。发展不是资本的垄断，而是全民的权利。发展指向的不仅是效率和利益的提高，更为根本的是广大民众的参与和分享，是底层人群的选择能力和社会机会。
关注贫困人群、弱势群体，就应努力帮助他们培育、积累、开发发展的物质资本、人力资本和社会资本。贫困地区的阴影依然令我们触目惊心，扶贫攻坚的工程也远没有画上句号。还有日益凸显的收入分配差距、财产所得差距及其背后的权利保障差距，亟待去加速消解。加大教育投入，求解教育公平，实现公共服务的一体化、均等化，还需要加快脚步。
近年来为什么“读书无用论”在不少地方再度抬头？一个重要缘由是城乡教育资源失衡导致不公平竞争，青年人上升通道受阻，社会阶层固化趋势加剧，高考不再被农村学生视为改变命运的途径。底层人群的社会资本尤其稀缺。
在原子化、陌生化、泡沫化的警醒中，如何在政府和市场之外去逐步发育多元、健康的专业合作和社会组织，引导普通民众在自主发展的起点上，在契约社会的选择中，在多元利益的协调中，更广泛、更深入地参与社会经济生活进程？还需有新的破题和深的推进。
拓展企业自由竞争的空间，是发展自由张扬的市场根基。
经济自由是市场经济的本质要求。它所意味的，是生产要素的自由流动、企业经营的自由竞争和普通民众的自由创新。
显然，简政放权，解决政府对经济主体的过度干预是当前改革的紧迫课题，这就是国务院领导提出的把错装在政府身上的手换成市场的手。政府主导型经济中的“错装”现象，已经成为企业的不能承受之重。
行政审批中的过多过滥，转移支付中的跑部钱进，政府投资中的浪费低效，财政补贴中的无度倾斜，资源垄断中的公平遮蔽，权力干预中的寻租腐败，已经到了必须痛下决心彻底整治的时候。国务院先后取消和下放133项行政审批等事项就是一个良好的开端。
同时，也应看到另一种现象：有不少企业已经形成对地方保护的成长依赖，形成与政府倾斜的畸形互动。它们无视财富伦理，罔顾市场法则，拿准一些地方政府形象偏好和政绩导向的“软肋”，更多地在借助权力之手享受“低价圈地”的“政策优惠”，更多地以产业包装套取“产业扶持”的“投机效益”。
一边是官员曲意逢迎，亦步亦趋，一边是资本强势登陆，予取予求。听一听无锡尚德的警钟为谁敲响，看一看新余赛维的危机怎样化解，我们就可略窥其中的奥秘。
从经济增长走向经济发展，从经济转型推进社会转型，从经济自由深化发展自由，我们在改革的前行中应有更开阔的思路和更执着的定力。
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