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现代农业经济与科技资源关系分析论文

2024-08-23 来源:伴沃教育

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篇1:现代农业经济与科技资源关系分析论文

现代农业经济与科技资源关系分析论文

摘要:农业科技是农业科学和农业技术的总称,是整个社会科学技术总体中的一个重要组成部分。由于农业生产的特殊性决定了农业科学技术具有区域性、周期长、综合性和风险性的特点,它还具有提高农业生产率,降低生产成本,奠定可持续发展基础,优化资源配置等方面的作用。

关键词:农业经济;科技资源;发展

农业技术经济效果是指农业技术方案、技术政策、技术措施在农业生产中应用和实施所取得的劳动成果与劳动消耗的比例关系。在实际评价过程中,要坚持技术效果与经济效果的统一、使用价值和价值的统一、局部经济效果和整体经济效果的统一、定性分析与定量分析的统一等原则,其评价指标主要包括主体指标、分析指标和目的指标。农业科技资源管理是农业科技活动的实践与管理科学相结合的产物,其内容主要包括农业科技政策、农业科技发展战略、农业科技体制、农业科技法制、农业科技规划和计划、农业科技人才管理、农业科技成果管理以及农业科学技术转移等方面。其发展过程包括农业科技研制管理、农业科技推广管理及农业科技采用管理等三个阶段,具有导向、指导、协调、激励的作用。

一、科学技术是第一生产力

现代农业科技的飞速发展决定着我国农业的发展,农业经济的增长依靠的是农业科技的进步。目前,我国距离发达基础产业的宏伟目标还有较大进步空间,主要是由于现代农业科技总体水平较低、没有创新科技意识,科技进步程度小等等原因。对农业经济增长的贡献率也只有50%左右,农民需要靠天吃饭,农业也为摆脱产业弱的缺点。我国进入了依靠科技来改变农业经济产业的时期,推进“以工促农”、“城乡统筹”的转变模式,变更了一度依靠国家政策,人力资源开发的模式,增加科技创新和农业资源的有效供给方式。我国农业科技资源、农业发展、农业结构调整、经济增长方式、农业竞争力和农村可持续发展已成为农业转型和进步不可或缺的因素。在农业科技发展战略研讨会上,农业专家发表了要积极推进农业科技资源建设的建议。所以,对农业科技资源的深入研究就成为了现如今的热点。根据如今农业发展的情况来看,优化农业科技分配。提高农业科技效率等等问题都是势在必行的。在农业生产系统中各种技术措施和技术方案之间具有强烈的`相关性。既相互促进又互相制约,从而导致农业技术经济效果发生不同变化。这种相关性主要表现为横向相关和纵向相关。横向相关主要是指生物生长发育周期各种技术措施的相互促进和相互制约的关系;纵向相关主要是指连作和轮作在时间上的相关。因此,研究和分析农业技术经济效果,必须考虑技术因素和技术效果的相关性,它是农业技术方案选优的重要条件。农业技术的功能在农业生产中不仅表现为当季有效,而且还有技术后效从价值形态讲,有的技术其价值一次转入产品,有的技术其价值要按生产周期逐步转入产品,它表现为技术效果的持续性。一般说来,直接作用于生物本身的技术常常表现为当季有效,价值一次转入产品。在农业生产中要使生物正常生长发育,充分发挥技术措施的功能,就必须同时保证生物所需要的各种生活条件。而各种生活条件又综合地对生物产生影响,因此,可以说农业技术经济效果是各种生活条件共同作用的结果。在农业生产中由于技术功能的多样性,带来技术效果的多样性。随着农村经济发展和改革的深化开展,一些新型农业技术推广组织纷纷涌现。如各级营销部门设立实体;随着科委,科协管理部门由之前的管理而转向推广、服务方向建立了推广机构,原有的销售体系需要自我发展和自我积累,从从前的农产品销售转向到了现在的向技术方面的发展;农业技术合同类型、实体服务、项目推广、农民非政府组织、公司加农民模式是农业技术推广的多元化形式。农业技术人员不仅提供农业技术,还需要帮助农民种好地,帮助农民做出科学决策,提供农业生产配套技术服务,生产前提供信息,形成一套完整的高质量生产数据,提供持续的培训和相关技术指导工作,在生产帮助农民增加销售额后,增加销售收入。农业科技发展战略是农业科技活动中规定的总体规律和长期行为。一般包括战略思想、战略目标和重点的基础内容。农业科技发展战略是农业科技发展规划的基础方面,同时也直接反映在科技发展规划之中。

二、科技进步是推动农业经济增长的最关键因素

目前,农业发展方式与农业可持续发展都取决去农业科技资源配置管理,发展现代农业也迫切需要将农业科技资源转化为现实生产力。经济与科学技术有着极其密切的关联,经济的增长可以为科学技术研究提供更好的环境和经济支持,创新的科学技术的进步也可以推动农业经济产业的飞速发展;经济的不断发展也对科学技术提出了新的需求以及致使科学技术不断地发展与改变。科学技术可以减少农村对劳动力的使用,向着机械化、技术化的农业方向发展,科学技术影响着农业经济的增长趋势。我国农业科技推广工作滞后,影响了农业科技成果转化率和科技在农业增长中的贡献率,制约了我国农业的发展。具体表现在:推广体系不健全、技术成熟度不高、推广经费不足、农民素质较低等方面。为了推进农业技术的更新与革命,加快以科技推广和普及为重点的农业科技进步,提高农业科技成果转化率和科技对农业增长的贡献率,必须对我国农业技术推广和普及工作进行改革、创新。

三、科技进步对农业经济增长的作用

农业科技技术革新可以加快农业经济增长的转变,创新农业科技技术可以克服自然资源带给农业的缺陷,提高农业生产力,将现实资源变为优势。提高农业资源的利用率、加快农业产业的现代化发展扩大农产品销售的市场可以有效提升农业的经济增长。在市场经济的要求下,只有好的产品才可以在市场上流通,这就必须对传统的农产品和生产方式进行改革,并且要创新科学技术,发展新产品,改善农业产业结构。将农业科研成果尽快转化为生产力,使之大面积应用于农业生产是加快中国农业科技进步,发展和落实科教兴国战略的重要组成部分。然而,目前我国农业科技成果转化和应用还存在很多问题,如转化率低,应用意识不强,转型机制不健全等方面的问题。目前,农业科技管理体制仍然是在实行多方面管理,各个部门独立管理自己的工作方面,彼此之间缺乏有机联系和相互协调。

参考文献:

[1]丁晨芳,高明杰.农业科技进步研究综述[J].科技进步与对策,,11:213-216.

[2]张立冬,姜长云.农业科技投入国内外研究动态述评[J].中国农村观察,2007,6:68-77+81.

[3]陆文聪,余新平.中国农业科技进步与农民收入增长[J].浙江大学学报:人文社会科学版,,4:5-16.

[4]李丽莎.农业科技创新体系综述[J].安徽农业科学,,9:5722-5724+5726.

[5]纪传如.农业科技创新的研究进展[J].贵州农业科学,2012,7:216-220.

篇2:农业科技资源与农业经济的关系分析的论文

农业科技资源与农业经济的关系分析的论文

我国是传统型的农业大国,尤其是在工业和技术得到大力发展后,又反哺于农业的发展思路,在很大程度上推动了我国农业的发展。现阶段,我国的科技贡献率在50%左右,但由于我国农村地区广大,加上技术与资源分布不平衡,所以,从这个角度看,农业依然停留于弱势产业、靠天吃饭的困境之中。例如,陕西省北部地区、南方部分地区的土质变化等,均造成了我国农业向现代化转型升级的阻碍因素,因此,应该加大科技投入、合理进行科技资源的优化配置,以推动农业经济发展。以下就该问题展开具体说明。

一、概述

在本次研究中,以时间序列分析相关理论、方法作为基础,从而展开对农业科技资源、农业经济发展之间的关系研究;按照基本理论要求,所采取的属于定量分析,具体是通过计量的办法,以ADF对应研究农业研究、开发机构的各项投入,其要素包括设备、活动经费和技术人才等,重点是对时间序列的平稳性加以检验。若通过以上分析证实了序列的同阶单整性,再通过E-G两步法对形成关系的两个对象间的协整关系进行分析,看其是否属于长期均衡关系。另外,通过建立误差修正模型,观察短期动态关系,利用Grange因果关系进行逻辑讨论。

二、实证分析

1.基本情况说明

首先,本次研究变量选取有两大方面:一是农业科技资源;二是农业经济增长(Y)。具体来看,第一,主要是H-农业技术人员、RD-农业研究与开发机构科技活动经费支出、M-农业机械总动力;第二,则主要是指农业总产值。此次选择的数据资料取自于《中国科技统计年鉴》《中国农村统计年鉴》(-),若存在数据缺失,则选取当年的平均值进行补阙。其次,需要说明的是,在协整关系方面,对数变换并不对原始变量发生影响,所以,在农业科技资源方面主要是取自然对数,将新的变量分别标记为LNY、LNRD、LNH、LNM。本次研究所选择的应用软件为Eviews5.1。

2.分析

首先,根据此次研究,在变量ADF单位根检验方面,变量总共得到12个,即上面的4个变量,加上△LNY、△LNRD、△LNH、△LNM(民各于一阶差序列),△2LNY、△2LNRD、△2LNH、△2LNM(二阶差分序列);具体根据检验类型,一一对应的对ADF统计量、临界值(1%、5%、10%)进行了细致分析,最终根据测算,得到了在不同的临界值方面的平稳或者不平稳性;结果为LNY、LNRD、LNH、LNM均为二阶单整序列。其次,在协整检验、协整方程方面,应用E-G两步检验法、Johansen检验法。具体是先通过迹检验、最大特征根检验方面的统计量、5%临界值、Prob.(均选择零假设、特征根);结果是四者之间存在协整关系;当解释变量为农业经济增长之时,就可以利用OLS,即普通最小二乘法实现回归方程,即LNY=-11.733+2.743*LNH-1.279*LNM+1.096*LNRDt=(-6.43)(5.41)(-2.89)(5.52)R2=0.9766F=209.DW=1.006因此,检验整体通过,证实了二者间的关系。第三,设E为回归模型残差,就可以得到残差序列,然后进行残差的稳定性检验,方法依然是ADF单位根检验,需要注意的是,在E序列中,ADF检验值为-3.011794,通过分析对应的1%、5%、10%三个临界值,得到滞后期为3,因此判定它属于平稳型。具体是根据上面所说的软件SIC准则自动计算得出。第四,透过对误差的分析,即机械利用不足,两个对象的关系是正相关,前者推动后者;但存在误差,所以,需要借助于误差修正模型加以解决。本次研究选择Grange表述定理,即若存在变量X、Y时,且存在协整关系,那么短期非均衡关系总能通过一个误差修正模型进行表述,从而可以对不同时间序列长期均衡关系、短期偏离向长期均衡修正情况进行正确反映,即短期关联性小,长期关联性显著。因果关系检验则主要是透过零假设、F-统计值、P值、滞后阶数四个要素,进行不是格兰杰原因的分析。

3.结果

农业科技资源序列、农业经济增长序列均为二阶单整序列;二者之间存在长期均衡关系,短期动态关系存在误差,应该进行偏离均衡方面的调整,力度约为60%,重点是对农业机械方面的拉动经济的因果性加以有效评估,认识到它的利用率不足问题;农业经济类型为粗放,但处于向集约型过渡阶段。

三、建议

首先,建议在农业科技资源方面,做好资源的科学配置,即减少无实践应用价值的科技及相关资源配置,增加有用的科技成果应用实验;最好是通过建立实验田的'方式,进行多种、重复性的实验,以提高应用实践的频率,缩短研究与实践间的时间间隔。其次,注重对土壤、环境、水、气和生态等各方面的资源的深入分析,将生态、科学发展相结合。目前,我国农村广大地区环境恶劣、生态破坏严重,所以在这方面,应该关注可持续发展,科学理性地促进农业、生态和谐发展。再次,短期增加设备投入,硬件配置;长期做好技术型投入、资金型投入;使其得到可持续性发展。第四,培养农业科技人才,在这方面,应该借鉴袁隆平的实践经验,开设当地的研究机构,利用老师带徒弟,共同研究的模式,真正抓住农业发展的软要素,将科技与农业本身的要素进行结合,达到真正意义上的因地制宜。

四、结语

现代农业依靠的是科技及相关的资源配置,只有通过资金、技术、人才、设备等方面的不断投入,才能更好地推动农业经济的持续增长。但需要注意的是,我国广大农村地区地域分布方面存在着重要的制约因素,尤其是土地的分散性极大地阻碍了农业的集中化、精细化发展。最好是通过目前正在建设的农村合作社形式不断扩大对农业的革新,让土地实现集约化,挖掘出土地本身所具有的真实产出价值,减少地方政府过度依靠土地开发拉动GDP的增长模式,使我国的经济整体上趋向于平衡、正常的发展。

参考文献:

[1]杨传喜,张俊飚,李树明,等.农业科技资源技术效率的测算与分析:基于农业生态区划的视角[J].中国科技论坛,,25(6):138-143.

[2]杨传喜.转型期引进农业科技资源的有效路径研究[J].经济纵横,2015,13(7):46-49.

[3]孟鹤,郭建强,张峻峰,等.北京地区农业科技资源供给现状与发展对策研究[J].中国科技论坛,,19(12):104-108.

[4]陈祺琪,张俊飚.农业科技人力资源与农业经济发展关系分析--基于种植业科研机构的视角[J].科技管理研究,2015,6(13):90-96.

[5]徐敏.农业经济发展的财政金融政策效应研究:基于状态空间模型的分析[J].经济问题,2014,11(2):76-80.

[6]庞鹏.我国财政农业支出和农业经济发展相关性简析[J].南方农业,2015,9(21):237-238.

篇3:农业科技资源与农业经济发展关系实证论文

农业科技资源与农业经济发展关系实证论文

【论文摘要】 农业科技资源是实现农业发展方式转变和农业可持续发展的重要因素,发展现代农业也迫切需要将农业科技资源转化为现实生产力。为了分析农业科技资源与农业经济发展之间的动态关系,作者选取中国1990-的统计数据,运用协整分析和格兰杰因果关系检验,考察了农业研究与开发机构科技活动经费支出、农业技术人员及农业机械总动力与农业经济增长的内在关系。

实证结果表明:农业科技资源与农业经济发展之间存在协整关系,即长期稳定的均衡关系,但在短期内会偏离长期均衡。当偏离均衡时,长期对短期偏离均衡的`调整力度为59.8%;存在从农业研究与开发机构科技活动经费支出、农业技术人员到农业经济发展的单向格兰杰因果关系,而反向关系得不到实证支持。但农业机械总动力与农业经济发展之间存在显著的双向格兰杰因果关系。

“科学技术是第一生产力”。农业的发展离不开农业科技的发展,农业科技进步是农业经济增长的动力源泉[1]。目前,我国农业科技的总体水平还较低,科技进步对农业增长的贡献率只有50%左右,农业仍未摆脱弱质产业和靠天吃饭的局面,离现代发达基础产业的目标还有较大的差距。

我国农业也进入由粗放式经营向集约化发展、依靠科技支撑改造传统农业并向现代农业加速转变的关键时期,并迎来了“以工促农”、“以城带乡”至“城乡统筹”的加速转换,农业发展的驱动力也由依赖政策创新、劳动力增加逐步转变为依赖科技创新和农业科技资源的有效供给。

农业科技资源配置成为推动我国农业结构调整,提升农业竞争力,实现农业增长方式转变和可持续发展的重要因素[2]。在农业部科教司组织的“‘十二五’农业科技发展战略专家务虚座谈会”上,专家们建议应积极推进农业科技资源的共享和集成。

于是,深入研究农业科技资源配置问题就成为现实焦点之一。但在农业科技资源存量既定而增量有限的情况下,纠正农业科技资源分配失衡、优化农业科技资源配置结构,提高农业资源配置效率,发挥农业科技资源优势就显得尤为迫切。

篇4:农业经济及农业科技资源发展关系论文

一、农业科技资源概述

农业科技资源是指在农业生产活动中所聚集的物力资源、财力资源、人力资源等,农业科技资源同时也受到不同的制约和影响。首先,农业科技资源受到技术人员影响,包括技术推广人员、技术管理人员、技术研究人员等。虽然我国一直以来是农业大国,但是目前农业技术园区相对较少,与发达国家的农业科技相比相去甚远,其中缺乏技术人员的专业指导也是重要因素。其次,农业科技资源的开发与引进都需要一定的资金支持,而目前我国在农业科技资源开发中所用资金全部由政府承担。充足的研究资金是支持农业科研研究的基础条件,如果在研发资金不足的情况下,其研究进度势必有所延缓。那么在农业科技资源的研究经费方面,也需要加强重视。最后,农业机械设备也是农业科技资源的重要组成部分,在农业生产中机械设备是代替人工与减少人力的重要方式。全自动化的农业生产设备也是目前主要的发展方向。

二、农业经济发展中的现实问题

在农业科技资源不断完善的过程中,农业经济发展逐渐趋于稳定。而且在农业生产中大量投入机械设备,也在很大程度上提升了相应的生产效率与生产量。但是在农业经济的发展上依然存在一些不足之处。首先,农村人口大量流入城市,从而导致我国农村人口逐渐减少。而农业生产的主体依然是农民,那么在农业生产劳作中劳动力不足,也会影响农业经济的后期发展。而且目前农业生产中所使用的相关技术都需要一定的科技含量,但相应的技术人员不足,也会导致部分先进技术无法真正投入到实际生产环节,那么在科技资源支持农业生产的过程中,其落实情况并不理想。其次,我国市场经济决定了部分农产品存在一定的价格波动,虽然农民在生产过程中已经提高了一定的科技水平,但是在市场经营的过程中依然存在投资失衡入不敷出的情况。那么对我国整体的农业经济发展而言,也相对存在一定的制约。简而言之,由科技资源提高的生产效率未必能够完全提升农民的个体收益。最后,农业市场本身的信息资源滞后,在信息传递过程中农民未必完全掌握农产品市场信息,那么在生产环节中也容易丧失风险控制力。在市场信息与生产信息不对等的'情况下,盲目生产或跟风生产都将与供应需求失之交臂,而最终影响到农业科技资源的作用无法完全发挥。

三、基于农业经济和农业科技资源协调发展的策略探究

(一)健全完善的农业资金使用机制

在以往任何时期科技作为第一生产力的真理不容质疑,而农业发展关系民生,是我国经济发展的重中之重。持续增加农业科技资源的投资比例,是完善农业生产的必要手段。但是政府相关部门也需要加强对农业资金的相应管理。一方面,需要加强相关预算的合理性,以科学合理的资金预算实现资金使用的最大效率与优化配置。对农业科研项目进行资金估算,当发现相关研究超出预算后,一定要究其根本探讨不足,并记录详细的资金使用报告。其次,需要进一步加强资金使用和申请方面的审核制度。以严格的审核机制规避农业科研资金浪费的情况,以便实现对农业科研资金的合理利用和使用效率。

(二)加强农业科技资源的技术创新

农业经济发展需要农业科技资源的支持,而技术创新是我国农业发展的必要途径。继而在农业技术的创新中需要设立专业的技术研发团队,并通过加强与发达国家的技术交流,实现技术对接和先进技术的研究探讨。同时依据我国农业生产的实际情况,进行一定的技术改造,从而实现技术生产力的稳步提升。此外,基于农业经济可持续发展的考量,加大资金投入引进科研技术人员,是农业生产技术不断创新的基础条件。从农业经济发展的长远角度分析,也是最为可靠的稳定发展策略。

(三)加快培养农业生产的技术人才

农业科技资源的无论发展到任何时期,都离不开技术人员的支撑。加快培养农业生产的技术人才,始终是农业发展的重要基础。在以往农业科技人才不足的情况下,农业生产力与生产技术的革新速度过慢,已经严重影响的农业经济的快速提升。因此加大技术人员的培养力度,完善相应的技术人才支撑力刻不容缓。首先,农业部与教育部需要进一步促进农业生产技术人才的培养工作,并将农业核心技术的先进理论与实践技能作为人才培养的主要方向。同时建立相应的农业技术人才培养机构,并定期对产业农业生产的技术人员进行阶段性的培训,将更为先进的农业生产知识和实践方法作为培训侧重点,从而不断优化人才结构加速农业生产技术人才的知识体系完善。同时在培训之后也要精心设计考核标准,以优质的技术能力支撑起农业科技资源的实际生产力。

参考文献:

[1]陈祺琪,张俊飚.农业科技人力资源与农业经济发展关系分析——基于种植业科研机构的视角[J].科技管理研究,,35(13):90-96.

[2]李鹏,张俊飚.生产资源投入对农业经济增长的贡献测度——基于农业可持续发展视角[J].华中农业大学学报(社会科学版),,(01):26-32.

篇5:农村金融与农业经济增长关系分析论文

农村金融与农业经济增长关系分析论文

随着我国市场经济发展壮大,带动农村经济迅速成长,近十几年间,农业经济增长与农村金融关系成为重要研究课题。通过调查研究可知农村金融与农业经济发展彼此均衡相互依存,随着金融事业的发展,诸多可变性因素影响着农业经济的增长,因此,发展农村金融,支持农业经济增长是目前重要任务。本文首先对农村金融与农业经济进行探讨,接着分析目前我国农村金融发展现状,揭示农村金融发展对农业经济增长的影响,最后阐明农村金融对农业经济增长的促进的关系,以期为相关领域的研究提供有价值的参考,

0,引言

随着我国参与国际竞争趋势加剧,市场经济飞速发展,经济水平提升直接影响金融事业的发展壮大,相应的,金融事业发展,国民经济也得到进一步促进。通过研究观察可以发现金融与经济增长之间有很大的关系,我国农村的金融发展与我国整体金融发展有区别,随着农业经济的发展,农村金融与农业经济的关系成为热门课题。我们知道农业经济是我国经济的组成部分,在时代发展的今天,农村金融刺激着农业经济发生变化,它作为影响农业经济增长的重要因素,使更多人意识到,想要提升农业经济,先做好农村金融。

一、农村金融与农业经济的关系

首先从农业经济的发展方面来看,纵观全世界,对工业经济发展及工业金融等方面的研究非常多,对农业经济研究较少,这是由于随着世界经济飞速发展,农业大国所占经济量下降了,我们看到农民越来越少,从我国的现状来看也是,农民工多数放弃了农业,选择了进城务工,这对农业经济的发展是极为不利的。针对这类现象,部分发达国家开始在财政补贴上做文章,以提高农民收入的方式鼓励农业经济的发展,在部分经济相对不发达的国家,农业经济占比重很大,更需要重视农业经济与金融的发展。

其次从农村金融的研究角度看,金融的发展主要依赖于非农业,尤其在传统体制下,农村金融从金融中衍生出来,由于不是农业部门操控财政收支,这样的情况对于农业经济增长与农村金融发展都是不容易的。在我国对于农村金融与农业经济发展的研究通常采用变量的方法探究二者的关系。

二、我国农村金融发展现状

1、服务体系不完善

随着全国金融事业的发展,国家对农村金融格外重视,也出台了一些利好政策,主导农村金融向更好的方向发展,起到了一定的作用,但发展只是趋于表面化,本质没有改变,多数银行为了追逐更高的利益纷纷撤离农村市场,造成金融工具有限、银行落后等不良结果,这些都使得金融服务缺乏正规性,可见体系不健全阻碍农村金融发展。

2、金融结构与经济结构不匹配

随着农村经济的发展,对资金有了更高的要求,这些资金主要用于中小企业与农户,极少用在农作物生产及居民生活上,目前我国农村信贷还不够规范,大部分金融机构为乡镇企业投资却忽略了基础建设与农业开发,从本质上这是丢了西瓜捡芝麻的行为,毕竟后者才是农村经济的主要推力。

3、农村金融机构工作效率相对偏低

农村金融机构以服务农村为主,由于农村人口数量有限,部分地区相对落后,对于金融的利用也没有规律,金融机构需要不断扩大服务范围来满足人们的信贷需求,无形中增加了监管的难度。除此之外,部分工作人员文化水平偏低,专业素质不够,存在顽固与思想保守的一面,这与工作职位极度不匹配影响工作扩大开展。

4、农村金融市场的限制

农村的金融发展与城市相比相对落后,在农村金融市场,还无法达到让资本产品融入生活中,很多时候人们对金融概念的认知还处于不健全的状态,对金融工具缺乏利用率,更多现代金融的益处是农村享受不到的,可见长期以来,农村金融市场是苍白的,融资渠道单一,经济发展受限。

三、农村金融对农业经济增长的影响

1、金融规模的影响

农村的供需平衡是促进经济发展的根本,农村金融能够促进农业生产要素配置更合理,这样随着农业经济的不断发展,农村金融的可用之处更多了,目前来看,农村金融供需还达不到平衡状态,农村要发展,资金一定不能少,农村金融的支持一定不能少。值得一提的是,长期以来农村金融容量持续下降,主要因为金融供应与需求不匹配,金融规模偏小没能满足农业经济相关的信贷要求。

2、金融结构的影响

金融结构能够推动自身发展,也能推动经济增长,金融作为经济发展核心,投资方主要以较低的费用获得更多的资金,通过投资生产,提升生产。虽然目前农村金融相对落后,这就更需要优化金融结构,以此满足更多村民的需求,找更多的融资渠道,满足更多的资金流转,刺激农村生产积极性。

3、金融效率的影响

对金融效率的评价主要有三个方面即提高储蓄能力、投资转化率、投资投向率。在农村投资不均的时间时有发生,因此,要保证资源合理利用,科学使用金融手段,使资金物尽其用。有供求关系制约,投资总是会优先选择收益高风险低的项目,以便安全获得更多的的利益,这不仅是合理的调配,更为资金创造了更好的流动渠道。

四、农村金融与农业经济增长关系

1、健全农村金融体系有利于农业经济增长

农村金融规模是农业经济增长的'重要因素,首先从农村金融机构来看,一直以来农村信用社做为模范单位持续为相关区域提供服务,发挥其金融机构只能为农户服务;其次从农村信用社的优势资源来看,在发挥金融职能时能有效的将资金优势进行合理分配,缓解资金短缺的现状,对农村金融发展起到有力的支持,虽然其中存在诸多问题,如信用社体制问题,它既不是合作制也不是股份制,产权不明确,再有信贷发放的质量还有待提高。因此为了提高农村金融发展,明确农村信用社的产权是有必要的,并在未来不断开展贷款等相关业务,建立健全信贷制度,解决农村用钱问题。

2、优化农村金融结构有利于农业经济增长

农村金融结构的优化将促进农业经济增长,同时通过调节金融结构,实体经济得到调整,为了农村金融的发展奠定基础。客观的来说,农村金融要发展,是必须要满足农村经济的多元要求,因此需要不断考察市场,随着农业需求进行改革。政府在改革中要给予必要支持,如在融资方式和完善融资体系等方面,目前农村金融的融资还处于间接融资与外援融资两个方向上,从实际情况来看,已经无法满足日益发展的农业经济,只有不断拓展融资渠道,减少贷款频次,有效的降低成本,促使农村金融调整结构最终实现与农业经济共同增长。现在我国农村市场存款与贷款的融资形式较为普遍,这远远无法满足乡镇企业及相关个体户的需求,还需提升金融方式的灵活性,保证金融服务更全面更到位。

3、提高农村金融效率有利于农业经济增长

与金融规模、金融结构相比,金融效率对农业经济增长的影响相对较弱,它作为金融功能,相对普通,好调控一些。通过实践研究表明,金融体系的效率能够促进农业经济增长,还是要在农村金融机构中将平衡制度贯彻到底,实现互相制约,保证农业经济收益。目前我国的农村金融融量是发展的重要因素,因此要格外重视协调金融机构提升金融效率,使农业经济稳步增长。

结束语

综上,农村金融对农业经济的发展至关重要,二者的关系非常密切,金融促进经济增长,经济水平影响金融发展,同时经济也离不开金融支持,因此我们应该从国情出发,实事求是,建立健全农村金融制度,完善金融服务体系,有步骤的调整金融结构,进一步实现金融效率的提升,以此满足农村用户与乡镇企业的各类要求,实现推动农业经济增长的目标。

篇6:浅析古籍与现代学术演进关系分析论文

浅析古籍整理与现代学术演进关系分析论文

20 世纪初期关于整理国故的讨论和实践,在心态上,有着尊古和崇西之偏重;在实际功效上,则成为从传统学术到现代学术转换的重要关捩。

置于近世文献材料大发现的框架下予以考量,整理国故涉及到文献材料的分类与使用问题。所谓“二重证据法”或“多重证据法”,即是将材料分成两类或多类,并且认为不同类型的材料在用于证明的时候存在着统一性或同一性关系。a 如果这种统一性或同一性仅谓材料所指对象同一,那就忽视了其意指层面上的差异。

具体而言,古代典籍、古迹遗存和考古文物,三者均指向过去的实在世界。不过,三者的存在形态和意指层面却有着质的差异。古籍以文字为载体,古迹以建筑和场所为呈现形式,而文物以器具的样式而存在。质言之,古代典籍属于语言类材料,而古迹和文物则属于非语言材料。

相较于实物,语言文字因其指涉关系的概括性和间接性,更适于超越具体情境的限制,具有较强的媒介功能,更便于记载和传递信息。就其组织形态而言,三种材料构造既别,则性质有异,三者所包蕴历史文化信息的程度亦呈现出高下差异:古迹和古物指向过去的生活世界,而古籍则关涉过去的精神世界。就含意性而言,古籍显然高于另外二者,其对于古代思想文化世界的研究价值亦因之而凸显。与含意丰富相伴生的是,如何确认古籍文献的意指关系则对研究者提出挑战。除却研究者主体的读解能力不计,意指关系首先奠基于古籍材料的可靠性之上。

流传的古代典籍无不经历由原始材料到传世文献的整理加工过程。古籍整理的方式和结果约可分为两种类型:第一,述而不作,尊古定制,传承并整理往代文献,如孔子“定经术、删诗书、正礼乐”,摘引、纂述、汇编周秦旧章材料而集合成儒家文献,为儒家学派确立基本典籍;第二,“辨章学术,考镜源流”, 融文献整理、目录编次和学术批评为一体,“厥协六艺异传,整齐百家杂语”,如刘向、刘歆父子叙录群书,董理百家头绪,著录《别录》《七略》,其中不无二人关于古代思想世界秩序图景的理解和描画。类型之分实乃文献整理广狭二义之别。名义上的分别包蕴着其可靠性指向上的不同。前者即狭义文献整理,其可靠性指向整理后的文献与原始文献之间的一致性;后者即广义文献整理,除关注上述一致性之外,还警惕文献与其描述世界的对应性。

以上两种类型可以视为文献整理方面的两种范式。以孔子为代表的范式,旨在思想文化世界的恢复和建设,故以文献编述为整理重心。以刘向、刘歆父子为代表的范式,旨在为纷繁的思想世界理出统序,故不能不在古籍文献的叙录中有所轩轾,透露出学术批评史的气息。从学术发展的角度而言,后者可以看作是前者的自然延伸。虽然其中有着大量的思想信仰成分,但就其可靠性的指向而言,与现代学术的求真品格有其一致性。循此思路,从文献整理的角度考察古籍文献与当代学术研究的关系,不失为把握学术发展演变轨迹的有益尝试。章学诚《和州志艺文书序例》指出:“典籍文章,为学术源流之所自出,治功事绪之所流传”。

作为文化的载体,典籍文章一方面记录了往代的知识学问,另一方面传达出那个时代的价值信念。许多古代文明的消失,与其没有典籍记载或典籍沦亡,有着一定关系典籍不存,文化无以显明。作为抽象的知识形态和观念形态的文化,学术思想若失去典籍文献之类载体,则因无所附丽而终至湮灭。把握古籍整理与学术研究的关系,首先意味着要从学术研究的角度审视和甄定古代典籍的价值。作为古代思想文化的载体,古籍蕴涵着古代社会历史思想文化信息,载体自身也有其文本整理和著录评述的流变轨迹。

前者较多关涉学术思想价值,后者直接关系文献学价值,间接包含学术价值。典籍文献的价值既内蕴于古代社会结构本身,也是现代学术眼光照亮的结果,具有发现与赋予的双重性质。e 就典籍文献与学术思想的关系而言,孔子删诗而有儒学之兴,刘向校书而汉学昌明,清人考订精详而实学风行,近代甲骨、敦煌文献面世而开启现代学术新局面。就可靠性关系而言,古籍的文献价值是其学术价值的基础和前提,古籍的学术价值是其文献学价值的提升和现代学术理念的古典投像。在古典学术的思想框架内审视典籍文献易流于循环阐释和意识形态化的套语模式,在文本、解释者和古代思想观念间互为援引,以效果说明前提。这种解说由于搁置对于学说思想的先设前提的反思,虽然有利于增强对其正当性的信念,却无助于其学理性的提升。前科学时代的学术是自成系统的论说和观点,具有内在的自足性,虽然富含洞见与智慧启示,但无法经受外在标准的检验;固守于传统思想框架之内,自然倾向于排斥异质学说,同时面对新问题的挑战也很难做出结构调整并重新获得思想活力。因此,古典学术话语的语义分析和现代阐释,应以增强其应对现代问题的解释力和启示性为鹄的。这是古籍文献价值获得现代生命的重要方式。

现代意义上的古籍整理,入手功夫在典籍文献的甄定,但着眼点却在于其学术价值的焕发。一方面可将古典学术思想纳入现代知识系统和学科框架内予以重新考量,为现代学术提供古典资源;另一方面在对古典学问和思想进行整理、归纳和系统化的过程中确立新学科,丰富现代知识体系和学科门类。典籍文献的意涵和指涉对象经历了一个逐渐丰富和不断扩充的动态变化过程。先秦时期,典籍特指关于典章制度方面的法书图籍,汉晋之际,除经术之外还包括诸子、诗赋及方技方面的私人撰述。

隋唐以降,扩及史书和佛道内典。宋以后笼罩小学类、艺术类及笔记类文献。明清两朝则囊收谱牒、类书和小说、词曲、诗文评类文字。《清史稿· 艺文志》云:“及至晚近,欧风东渐,竞译西书,道艺并重。而敦煌写经,殷墟龟甲,奇书秘宝,考古所资,其有裨于学术者尤多,实集古今未有之盛焉。”引文所谓“晚近”即晚清末年,为近代的开端。近代典籍文献,又圈括西人之书和出土文献。除却湮灭毁弃的图书之外,典籍的范围与数量日积而富,其所蕴含的学术价值也随之滋长,从事学术创造的可能性也在增加。陈寅恪《陈垣敦煌劫余录序》曰:“一时代之学术,必有其新材料与新问题。取用此材料,以研求问题,则为此时代学术之新潮流?此古今学术史之通义,非彼闭门造车之徒所能同喻者也。”

虽然陈氏所论因具体学术研究而发,但其意指实有见于文献扩充与学术演进之大势。结合陈先生的另一篇序文——《王静安先生遗书序》——考量,其所谓“新材料”约为以下三种:出土文献、与我国学术相关涉的异族故书和前人所忽略的旧有材料。相较于旧材料,新材料固然蕴含着新信息,具有潜在的学术价值;但经由新学术眼光打量的旧材料,也可能生发出新学术价值。陈先生的史学著述即是这方面的'显例。

由于陈先生这两篇序文系针对具体学术著述而论,揭示蕴涵其中的具有普遍意义的学术门径与所达致的学术境界,而未言及两位学者对于具体文献材料所做的整理功夫,因此,极易给读者造成“材料中心主义”的印象——似乎只要拥有新材料就能获得突破性成果,而不需对材料下一番整理功夫。此种认识上的偏颇遂导致思想观念上的博物馆式的古籍文物主义态度——要么以占据古籍文献为目的而缺乏理论分析和价值甄别能力,要么挟文献材料以自雄、秘不示人。以论代史类的割裂、颠倒和篡改古籍的做法固不足取,但视之为博物馆中的展览文物的态度亦不为无过。古籍文献固然需要保护和传承,以维持民族、国家对历史文化的认同,但古籍文献的生命和意义,更在于通过对文献材料的整理和研究,从而参与当代文明与文化的构建。古籍、文献和材料三个概念,称名和意涵虽异,但指涉对象则一。从时代和文本形态言,谓之古籍;就文化信息的蕴涵言,谓之文献;从学术研究的目的言,谓之材料。具体行文时,依据意指不同,变换名称或并列称号,不拘一名。

从学术研究的角度而言,对待文献材料的态度从一个侧面反映出研究主体关于学术的认知、态度和观念。材料观和学术观,表面上相关于研究者的知识文化的水平和条件,但其深层则涉及到主体意向和研究对象意指结构层次的对应关系。文献材料的意指结构约可分为三个层次,文献本文的形式层、文献意指的意义层和文献符指的对象层。主体意向主要关注第一层次者,学术研究多采赏鉴态度;聚焦于第二层次者,多取征信价值观;集中指向第三层次者,多持实证主义学术观。赏鉴态度近于艺术,证信态度近于宗教,实证态度近于自然科学。

不同的学科有其不同的品格与宗旨,近艺术者学以赏玩,近宗教者学以征信,近科学者学以求真。以上所论学术态度和观念,大致可归类命名为艺术化的学术观、宗教化的学术观和自然科学化的学术观。前者说理多富想象、以意合的方式处理材料,中者多采信心理事件与事实事件互为佐证,后者严守逻辑实证主义的论证立场。由学术宗旨与品格的差异,衍生出对文献材料不同的处理规范和使用方法。反过来说,由学术方法之异亦可上窥学者学术态度和观念的不同。具体到学术个案而言,顾颉刚的古史研究,以经验实证的标准裁量关于上古史的文献材料,尝试剔除其中神话、传说等虚构部分,确定史实并澄清其意义,属于典型的以求真为宗旨的自然科学化的学术观。引申言之,以经验实证的方法研究历史,势必重视物理实在和历史事件而忽略心理事实和效果历史,在历史研究中强调由事实到史实的推论,对由虚(心理势能)生实(历史效果)的可能性估计不足。由于古史文献不仅包含事实信息,还包含价值与信念信息。古史系统的考述,研究古代社会事实关系固然是外在的学术目的,通过古史叙事形塑价值、凝聚共识则是学术伦理层次上的潜在的内在目的。清理掉古史文献材料中的心理因素,自然导致对本体论和价值论的排斥,这也是科学经验主义追求实证性知识的逻辑反题。

在《战国秦汉间人的造伪与辨伪》一文中,顾先生曾就古籍文献与历史研究的关系说道:“研究历史,第一步工作是审查史料。有了正确的史料做基础,方可希望有正确的历史著作出现。” 所谓审查史料,于顾先生特指历史文本间的比对和历史话语分析。材料审查既属于古籍文献整理的必要功夫,又是学术研究的基础性工作。经此审查,古籍文献所蕴含的历史文化信息得以分层、分类,学术价值因之而呈现,是历史著述的前提条件。古籍的整理,除包括基本的文献搜罗、编目、校勘和材料的摘抄、排比、分类外,还应包括对文献材料的考订、辩疑、质证和必要的解读和分析。如果能由一般性的审查进入到对文献的解析(上文所谓“分层、分类”就是“解析”的具体化),由解析而发前人所未发(即所谓见独),那就会从古籍整理自然过渡到学术研究。以上所谓由古籍整理到学术研究的自然过渡,落实到具体学术实践上,并非如理论描述——通过概念的转换和句法连接即可完成——那样轻易,而是需要长久的学术实践,经历长时段的学术经验和共识的积淀,方始实现。对此,清人曾朴借小说中人物之口有过较为显豁的说明。我常道本朝的学问,实在超过唐、宋、元、明,只为能把大家的思想,渐渐引到独立的正轨上去。

若细讲起来,该把这二百多年,分做三个时期:第一个时期,是开创时期,就是顾、阎、惠、戴诸大儒,能提出实证的方法来读书,不论一名一物,都要切实证据,才许你下论断,不能望文生义,就是圣经贤传,非经过他们自己的一番考验,不肯瞎崇拜;第二时期,是整理时期,就是乾嘉时毕、阮、孙、洪、钱、王、段、桂诸家,把经史诸子校正辑补,向来不可解的古籍,都变了文从字顺;第三时期,才是研究时期,把古人已整理的书籍,进了一层,研求到意义上去,所以出了魏默深、龚定庵一班人,发生独立的思想,成了这种惊人的议论。依我看来这不过是思想的萌芽哩!(曾朴《孽海花》第四回“光明开夜馆福晋呈身康了困名场歌郎跪月”)上述清代学术的三个时期,就其学术追求而言,可分别概括为求实在、求知解与求意义。其实,第一个时期的求真实即顾颉刚所谓的“史料审查”,与第二个时期的求知解,皆可归为古籍文献的整理,从而与第三个时期求意义的学术研究,构成对待结构。

纳入古籍整理与学术研究的关系框架中,处于对待结构的两造,就由历史时期的先后关系转换成研究程序的顺承关系。“求”是整理者或研究者面对古籍文献的意向。求实在的对象指向古籍文献言说的内容,求知解的意向指向文献文本的本身,而求意义则意指文献文本的对象和文献文本的意涵对于主体的价值。就学术意向而言,价值的发生过程即主体由文献材料探求知识、思想或观念的过程。由求实在而至求意义,古籍整理之于学术研究的价值渐次显明。关于古籍整理与学术研究的关系,顾颉刚从历时性的研究过程阐述二者的关系;而郭绍虞则在批评史文献的历时叙述中条理出文学批评的逻辑层次。在文学产生并且相当发展以后,于是要整理,整理就是批评。

经过整理以后,类聚区分,一方面可以看出文学和其他学术的不同,一方面也可以看出文学作品本身之‘本同而末异’,于是也就认清了文章的体制和风格。所以《诗赋略》在《艺文志》中占一席地位,也是批评的开端。于次,再要选择,选择也就是批评。选择好的,淘汰坏的,不能不有一些眼光,这眼光就是批评的眼光;__同时也不能不有一些标准,这标准也就是批评的标准?再进一步,于是再要给以一定的评价,就是所谓的品第,而品第就更是批评了?但是这种批评,很容易凭各人主观的爱好,妄加论断,于是变得批评没有准的,也就更需要批评的理论作根据。

于是为批评的批评也就产生了,这样,批评的理论可以指导批评,同时也再可以指导作家。(郭绍虞《中国文学批评史· 绪论》)郭先生以“批评”概念贯通批评的文献整理和批评的理论研究。就其中国文学批评史研究历程而言,批评文献的整理与批评理论的研究,交互为用:由文献整理抽绎出批评理论,成就中国文学批评通史专著,奠定中国文学批评史的独立学科地位;以文学批评理念指导文献整理,推出《沧浪诗话校释》《宋诗话考》《宋诗话辑佚》等专题著述,主持编选《中国历代文论选》《中国古典文学理论批评专著选辑》和《清诗话续编》等古文论基础资料,以上成果属于古代文论学科基础建设中的重点工程。

郭先生将批评史文献的整理、分类、甄选和品第视为广义的批评。广义的批评隐含写作者关于文学批评的识见和标准,而识见的发生和标准的确立则离不开一定的学术理念作为其逻辑前提。郭先生研治《中国文学批评史》即存“从文学批评史以印证文学史”的学术理念。郭先生关于批评的理论探索可谓狭义的批评,隐含学术理念的客观知识化和组织系统化。广义的批评涉及文献整理,而狭义的批评即理论研究。换句话说,批评的文献整理为隐性的学术研究,批评的理论研究为显性的学术研究。在学术研究的层面,二者之间既有着顺承的历时关系,又存在着蕴含与呈现的结构关系。

由文献整理到理论研究,学术循此路径而层进;由理论介入到文献整理,一方面有助于发现旧籍中的新材料,另一方面新理论和新材料对原有学术结构的冲击,势必导致学术结构的调整和变化,学术因之逆势而突进。对于学术主体而言,即使是从事同一种古籍文献整理和研究的学者,因其对文献材料的兴趣点和意向及其对文献材料与学术研究的关系理解不同,就会表现出不同的学术眼光。这种独特的学术眼光表现于对新材料的发现和处理上。具体到“中国文学批评史”研究而言,罗根泽虽系郭绍虞的学生和学术助手,但其对于文献材料的整理和使用就明显不同于陈钟凡、郭绍虞和朱东润等的研究。

罗先生受梁启超《翻译学与佛典》的启发,敏锐感受到“上起汉魏,下讫宋元的翻译印度佛经”对“清末至现在的翻译东西洋书籍”的历史比较价值,和翻译之于翻译理论与文学之于文学批评的学术类比价值,a在其《中国文学批评史》著作中专设一章“佛经翻译论”,以现代的“直译、意译”等观念解释阐发佛经翻译中的文质失衡和润饰改窜等问题。在章节处理上,既做到以历史朝代为经——“佛经翻译论”之前为六朝文论,其后为隋唐文论;又根据具体情况打破六朝、隋唐和赵宋之间的朝代界限、以佛经翻译理论的问题为线索集中论述。

虽然罗先生关于佛典翻译论的具体阐述不免失于主观,但上述处理充分体现出其见独之眼光。周勋初在为罗根泽《中国文学批评史》所作的“序”中说,中国学人处在这一潮流中,一方面参照西方的文学观念,用来考察中国学术,以期在筹划新学科时能有新的开拓和建树;一方面则坚守中国学术本位,力求从中国文学批评的材料中发掘出固有的体系,梳理出一条符合中国文学批评实际的历史发展线索。罗先生既能从西方新兴学术中获取新的观点,又能结合本国文化的实际情况去熔铸新知。他将罗先生的中国文学批评史研究置于时代学术大潮中予以考量,高度评价其对新理论即西方文学观念的借鉴和坚守中国学术本位的学术态度。罗先生的中国文学批评史写作,从运用新理论于旧籍而言,具有跨学科特点;从参照西方文学观念进行中国文论研究的角度而言,含有跨文化意味。

在中西文化交流背景下,西方学术观念和理论的介入,使得中国传统学术研究也带有跨学科和跨文化的眼光和属性。跨学科与跨文化是比较诗学研究的基本理路和方法,在表面的超越或多维意味之下,隐含着更深层面上的对同一性或相通性的诉求,和藉由他者而自我审视的关照取向。跨学科和跨文化的学术理路,无论对于学术客体还是学术主体而言,都具有映射和投射双重功能,有助于学术理念的自我调适和新研究、新学科的催生。文献材料的学术价值一方面与其承载的内容和整理者功力有关,另一方面更与研究者的学术理念与理论眼光相浮沉。历史上一向被忽略的民间歌谣、乐府曲辞和僧徒偈颂等典籍材料,一经纳入白话文学的学术视野予以考量,便焕发出学术价值,成就了“第一部具有现代学术眼光的中国文学史专著”

胡适《白话文学史》。同理,郑振铎将中国历史上不登大雅之堂的歌谣、民歌、变文、杂剧词、鼓子词、诸宫调、散曲、宝卷、弹词和子弟书等文献资料,置于文学史理论框架之下,予以民间文学的学术观念审视,完成《中国俗文学史》这部学术著作。学术著作如此,新学科门类的建立亦与之休戚相关。王国维先生《宋元戏曲史》不仅是一部伟大的专门学术史开山之作,其戏曲研究还开创了一门新学科。马美信《〈宋元戏曲史疏证〉前言》:“王国维应用现代理论观念阐述中国戏曲的特征,揭示戏曲发展的客观规律,使他的研究大大超越了明清曲论家,开创了现代人文科学的一门新学科。”

西方理论观念的介入,使得《宋元戏曲史》迥异于正统史书之文苑传、艺文志,也大大不同于集部之类书、杂抄、文案或语录,赋予戏曲整理和研究以现代学科属性。傅斯年评价《宋元戏曲史》:“研治中国文学,而不解外国文学,撰述中国文学史,而未读外国文学史,将永无得真之一日。以旧法著中国文学史,为文人列传可也,为类书可也,为杂抄可也,为辛文房‘唐才子传体’可也,或变黄、全二君‘学案体’以为‘文案体’可也,或竟成〈世说新语〉可也;欲为近代科学的文学史,不可也。文学史有其职司,更具特殊之体制;若不能尽此职司,而从此体制,必为无意义之作。今王君此作,固不可谓尽美无缺,然体裁总不差也。”

戏曲研究学科的建立,一方面奠基于文献材料的整理之上,“王国维的戏曲史研究也是从搜集、整理原始资料入手的。他在撰写《宋元戏曲史》之前,从我国浩如瀚海的典籍中发掘了大量重要的戏曲史料,并先后写成《曲录》、《戏曲考原》、《唐宋大曲考》等资料考证性的文章。在《宋元戏曲史》中,王国维把这些材料融会贯通,创立了初具规模的戏曲史的学术建构和体系”。

另一方面,戏曲研究学科的建立有赖于西方理论观念的学术范导作用,“《宋元戏曲史》首次运用西方的悲喜剧理论来研究中国的戏曲,也是我国戏曲批评史上的一大创举。”遵循王国维以西方悲喜剧理论整理和研究中国戏曲的学术路数,王季思曾组织同仁整理选编《中国戏曲选》《中国十大古典喜剧集》和《中国十大古典悲剧集》等中国古典戏曲作品集,并于编著前言中,总结中国古代喜剧作品在题材、人物形象、关目安排等方面的特点,概述中国古典悲剧的历史发展和艺术风貌,刻划中国古代喜剧作品的讽刺性与歌颂性两大类型,以及如夸张手法、奇巧的情节安排、重复对比的手法、情趣盎然的关目、幽默机巧的语言等喜剧手段。

王季思及其同仁关于中国古代戏曲文献资料的整理和学术研究,推动了戏曲研究这门学科的发展。在具体学术领域,从事某一方面古籍文献的整理者,同时也是从事这方面研究的学者。惟其如此,才能实现文献材料与学术眼光的结合,惟有这样的学术才是既有根坻又有意义的研究。

从学术研究的常识而言,某方面古籍文献整理的先行者和重要专家,往往是这方面学术研究的著名学者,围绕这位学者以师友弟子为学缘纽带凝聚一批从事共同研究的人员,从而形成学术团队,集中的研究成果则孵化出新学科的诞生。国内,复旦大学中国文学批评史学科,即是在以郭绍虞为核心包括顾易生、王运熙等学者在内的学术团队共同打造的,其起手功夫就是以学术史理念对历代诗词文话和诗文评著述加以文献整理,从而成就中国文学批评史研究中心。

苏州大学以钱仲联为担纲的清诗研究中心、中山大学以吴承学为领军的文体学研究中心、暨南大学以饶芃子为先行的海外华文文学研究中心,无不从文献整理入手把握学术对象,继而推出学术著述,成立新专业门类,并在学术团队的基础上形成一家学派,在学术成果和学术理念的双重促动下,有效确立新的学术范式。由学术大师到学术团队,由学术著作到学术规范,新学科的确立与古籍材料的辨析和整理有着内在的逻辑蕴含关系。

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