七大体系之种养业良种繁育体系

　　种养业良种体系是推动农业发展的基础和先导。本着引进与培育、保护与开发相结合的原则，以优势农产品为重点，加强良种科技创新能力建设，强化种质资源保护与利用，完善种养业良种培育、选育、引育系统，推进良种繁育、推广应用的市场化进程，构建政府扶持与市场推进互动的新型种养业良种繁育体系。
　　                                                      ——摘自农业“七大体系”建设规划
                                             

                                            跨越，从源头开始
　　从2003年7月开始到现在，农业“七大体系”建设规划的编制工作一直在紧张而又缜密地进行。有关专家认为，农业“七大体系”建设对于新阶段巩固农业基础地位，促进农业可持续发展和农村繁荣、农民富裕意义重大。在农业部编制的农业“七大体系”建设规划中，种养业良种体系从一开始就被排在各大体系之首，始终处于基础和先导的位置，格外引人注目。
                            国以农为本  农以种为先   “源头兴农”战略思想更加凸显
　　农业的源头是什么？对这个问题，也许不用想，很多人就能够给出一个标准的答案——种子。
　　很明显，如果说农业“七大体系”建设，是为了使中国农业在新阶段实现新跨越，那么，这种跨越必将从种子开始。
　　提起农业良种，很容易让人想起历史上一次又一次种子革命所引发的农作物产量的“核裂变”。上世纪，墨西哥选育推广了以“依尼亚66”为代表的小麦矮杆品种，使其小麦平均单产提高近300斤。我国杂交稻的推广使水稻单产一举突破了千斤大关，也正是由于农作物良种体系建设，尤其是杂交水稻、杂交玉米的大面积推广应用，我国粮食总产才创造了15年内连续跨越3个千亿斤台阶的奇迹。
　　大量的历史事实雄辩地证明，良种的每一次重大更新换代，农作物的产量和效益都会跨上一个新的台阶。甚至可以说，人类农业的发展史，实质上就是一部科技进步史、一部种子改良史。“一粒种子可以改变世界”，这样的高度评价不是“种子万能论”的旧话重提，而是对高科技产品的现代品种可以改变种养业结构，增加产量，改善品质，提高产品的商品性，增加品种拥有者的高额回报，提高品种使用者的比较效益等作用的综合概括。
　　据世界粮农组织（FAO）统计分析，近十年来，良种在全球单产提高的作用率占25%以上（美国已占40%）。专家预言：“种子将成为今后国际农业竞争乃至国际经济竞争的新焦点”，“种子战将取代产品战”，“谁掌握了种子谁就掌握了世界”。正因如此，世界各国都把种子改良和良种推广作为发展国民经济和参与国际竞争的战略予以实施。
　　种子是生命之源，种子是农业之本，种子是农业生产中最基本、最特殊、最有生命力、最不可缺少和替代的生产资料。把良种体系作为“七大体系”的源头工程进行规划和建设，实际上是农业部党组“源头兴农”战略思想的重要体现。可以断言，任何时候，如果没有种养业良种发展的新突破，就绝对不可能有整个农业发展的新跨越。
                                   洞悉形势  提高认识    规划之剑直指市场高端
　　经济学上著名的“路径依赖”理论认为，昨天的制度安排会影响到今天的制度选择。这次农业部制定的种养业良种体系建设规划，毫无疑问受到了历史的启发，但采访调查之后，记者发现，在规划制定的过程中，人们的思想更多地统一到了如何应对新的形势挑战上来。
　　市场经济条件之下，一切经济工作都必须围绕市场的指挥棒去运转。《孙子兵法》中写到：“兵者，国之大事、死生之地，存亡之道，不可不察也”，“知己知彼，胜乃不殆”。分别说的是战场上打仗用兵是天大的事，不能不明察秋毫；了解交战双方情况，才能减少危险，取胜胜利。市场犹如战场，纵观种养业良种体系规划，字里行间透露出的最强烈信息，就是一切围绕市场在“说话”。
　　良种体系建设的重要意义，除了首先体现在提高良种水平和农产品竞争力以外，这次的规划研究还表明，从产业的发展来看，国际国内巨大的良种市场和商业潜力也亟需我们去开发和拓展。
　　据权威测算，全球农作物种子市场总价值量约500亿美元，目前的贸易额为300亿美元。我国农作物种子常年用量在125亿公斤左右，市场潜在价值超过800亿元人民币，而目前我们的贸易额仅约250亿元。当前，我国种畜禽市场的商业价值约1200亿元，占畜牧业总产值的13%左右。随着畜牧业结构调整进程的加快，对优质种畜禽的需求在持续不断增加，仅以种猪为例，现有的供应量虽然能基本自给，但市场对高质量种猪需求仍然很大。按每年需要124万头优质种猪计算，市场价值24.8亿元。水产苗种的市场潜在价值约260亿元，而现在的国内贸易额只有100多亿元，还有很大发展空间。正是看到国内巨大的良种市场潜力，世界大型良种企业纷纷抢滩我国良种市场。目前在我国登记注册的外商投资农作物种子企业己有近70家。这些公司大多选择蔬菜、花卉、棉花等经济价值比较高，且掌握核心技术的作物种子进行开发。我国已经加入WTO，如果不迅速提高良种竞争力，农业发展的主动权必将授之于人。
　　类似的分析，明白无误地指出了我国种养业良种体系建设的迫切性。
　　解决问题的前提是要发现和清醒地认识问题，无论是站在农产品竞争力提高的角度，还是站在良种这一特殊商品自身经营的角度，可以说，《规划》始终都是站在市场的高端“诊脉”，目的最终可能主要也就是一个，即向市场要效益。
                                  精心谋划  布下胜战兵法    体系蓝图展示美好前景
　　在农业“七大体系”建设规划制定一开始，农业部党组就强调一定要坚持实际工作与专家意见相结合原则，请专家对规划提供理论依据，对编制工作及时提出意见和建议，请实际工作者对规划如何操作实施提出可行方案。这一原则实际上为各体系实事求是、“开门”规划指明了方向，也使规划的质量和水平有了可靠的保证。
　　据了解，良种体系规划早在2003年8月中旬最初始送审稿拿出来的时候，编制小组内部实际上就已经是五易其稿，与有关专家、农业龙头企业家、农村基层干部之间的讨论，更是以不同形式进行了多次。经过一年多的反复“打磨”，《规划》最终得以出炉。面对规划，我们看到的不仅有对问题的深刻分析，而且扎扎实实解决问题的对策，更有令人振奋的发展蓝图。
　　从1992年开始，我国良种产业步入快速转化和发展时期。特别是《农业法》、《种子法》、《渔业法》、《植物新品种保护条例》和《种畜禽管理条例》及相关规章的颁布实施，使种养业良种体系步入了依法建设和管理的轨道。
　　种养业良种体系的不断调整和发展，有力地推动了我国种植业、畜牧业和渔业的持续快速增长。但现行的种养业良种体系还带有较重的计划经济色彩，政府的投入、管理和服务职能没有完全到位。最突出的表现是良种的产业集中度较低，企业数量众多、规模小、机制不活，难以适应日益激烈的全球市场竞争的要求。
　　针对存在的问题，《规划》认为，建设新型种养业良种体系要以市场为主导、以科技为支撑，以企业为主体，政府要给予扶持，并依法进行管理。《规划》同时提出，要以现代农业的理念推进新型种养业良种体系的建设。始终围绕农业结构战略性调整的总体目标和农民增收的中心任务。按照种植业、畜牧业和渔业的产业特点和发展要求，与《优势农产品区域布局规划》实施紧密衔接。在优先满足和服务国内市场需求的基础上，积极开拓国际良种市场，把我国种业做大做强。规划确立至2010年的具体目标主要有四点：一是科技创新能力显著提高。全国商品良种覆盖率提高20个百分点；二是做大做强一批良种企业。种子出口贸易地位由现在的世界排名第16位跻身前10强；三是建立统一开放的良种市场；四是形成监管、调控和保障有力的管理体制。
　　据农业部有关方面透露，按照新型种养业良种体系发展的近期目标和任务，这次与《种养业良种体系规划》同时配套出台的还有《种子工程二期建设规划》、《畜禽良种工程二期建设规划》和《渔业良种工程二期建设规划》。并且，由于三大工程建设属于公益性、基础性、创新性建设，符合国家产业政策和WTO规则，该部已正式建议中央将其继续列入国家基本建设计划，在资金上予以重点扶持。
　　为了向种养业良种发展提供良好的体制保障，《规划》还提到将要坚定不移地推进良种的行政管理与企业经营彻底脱钩的改革。一方面，建立一支精干、高效、公正的现代化执法队伍；另一方面，将尽快会同其他有关部门，研究提出深化种业改革和促进良种发展的若干意见。适时实施种养业良种推广使用的直接补贴制度，尽快完善救灾备荒种子储备制度。
　　可以预见，通过种养业良种体系建设规划的实施，我国农作物种子、种畜禽、水产苗种的资源保护利用、引育扩繁、生产经营和推广使用，以及与其相适应的政府管理、公共支持、社会服务等各方面的工作必将跃上一个新的台阶，也必将有力地推动我国种植业、畜牧业和渔业的持续快速发展。

    农业科技创新与应用体系是提高农业生产力的根本保障。以扶持优势科研单位提高创新能力为中心，以关键技术攻关为突破口，以科技成果转化为重点，推动学科向产业聚集，技术向产品聚焦，全面提升农业科技基础实力、创新能力和转化效力。
　　                                                     ——摘自农业“七大体系”建设规划

                                          科技，铸造农业新辉煌
　　我国农业发展进入新阶段后，新目标、新任务更加要求农业科技提供更强大的支撑力。《农业科技创新与应用体系建设规划》作为农业“七大体系”规划之一，以关键技术突破、集成技术创新和组装技术的推广应用为三大支柱，重在为农业发展提供持久的科技支撑。它的推出，必将确保中国农业靠“第一生产力”出效益，铸造新的辉煌。
                                                “科技兴农”构筑发展基石
　　“国以民为本、民以食为天”。粮食是人类赖以生存的最基本生活资料，对于近13亿人口的我国来说，更是无农不稳，缺粮则乱。虽然，今年我国粮食产量突破了9100亿斤的预期目标，但粮食生产仍严重受制于农业资源的紧缺，基础仍然不牢。我国人均耕地近1.46亩，仅为世界人均数的43%；人均水资源只有2200 立方米，仅为世界平均数的1/4。根据预测，到2020年，我国人均耕地面积将减少至0.08公顷，粮食安全面临着新的压力。
　　严峻的现实警示，中国农业不能打资源牌，只有靠科技才能来提高资源的利用率和生产率，才是出路与希望所在。
　　农业最终要靠科技获得大发展。但我国现有农业科技也存在农科教分割、科技创新水平偏低和成果转化机制不完备等问题，使科技对农业和农村经济的支撑能力大打折扣，难以有效地解决我国农业资源利用效率低、生态环境恶化，产品市场竞争力不强、增收渠道狭窄等农业重大难题。
　　农业科技创新与应用体系建设正适应了这一客观要求。《规划》根据农业科技的特点和发展规律，以形成符合市场竞争要求的科技创新与转化主体、形成符合产业发展方向的创新与应用体系、形成科技资源合理和高效利用的运行模式为目标，提出了“继承、改革、提升”的建设原则，即在充分尊重现实基础的前提下，通过整合资源、优化主体，构建起布局合理、效能统一、运行高效的新型体系，快速提升我国农业科技综合实力。
　　对这一建设规划，有关农业专家给予了充分肯定和高度评价。他们认为，这是我国农业解决现实问题和参与国际竞争的必然选择，新型体系是发挥农业科技第一生产力作用的载体，是确保新时期我国农业持续发展的基石。
                                                  “动力工程”带动整体发展
　　科技生产力，是基础研究实力、技术创新能力和科技转化效力的综合体现。“三力”之间相互促进，相互依存。如果其中“一力”发育不全或发展滞后，就会制约整个系统功能的发挥。《规划》统筹考虑到了“三力”的建设，抓住科技兴农的战略性、基础性和关键性的环节，显示出科学全面、客观务实和可行实效的特性。
　　创新，是灵魂，是动力。农业科技创新能力建设，是主导和支撑整个体系的动力工程，成为了《规划》建设的第一重点。
　　科技创新是形成科技生产力的核心。近10多年来，我国农业科技通过科技创新与体制创新，取得了好成绩。全国已建成15个国家级农业重点实验室、84个农业部重点开放实验室、1100个独立的农业科研院所和63所农业大学；累计取得各类获奖农业科技成果2万多项，其中国家科技进步奖励成果773项。但我国现有的农业科技创新水平还远不能适应农业发展的需要，与世界农业发达国家相比仍有较大差距。有关专家介绍，我国农业科技创新水平在大多数领域仍落后于发达国家10－15年。加上国家、省、地（市）三级农业科研单位的机构、学科、专业重复设置、分工不明确，科技资源配置浪费较大，总体运行效率低下，不适应现代农业发展的需要
　　开展农业科技创新工程建设，就是为了取得农业科技领域重大原始创新与突破。根据国情和现有的基础，其建设指导思想为：“整合、提升、共享”。它以改善农业科技创新基础设施和装备条件为重点，通过整合科技资源，优化创新主体、改进运行机制、营造创新环境等途径，实现农业科技资源的合理配置和高效利用，形成与农业产业发展、区域规划和农业科技发展要求相适应的创新群体，不断用高新技术改造传统农业。
　　该工程建设充分利用了WTO“绿箱政策”和国家加强对农业投资的财政政策，突出政府投入，同时积极吸引企业和其他社会资本，按照合理布局、扶优扶强、政府主导和分步实施的原则，围绕知识创新、技术创新和产品创制三个环节，主要建设农业基础研究的部级开放实验室和农业科研野外观察基地，建立一批优势农产品区域技术创新中心，建立满足研发和提供优质、安全、高附加值物化技术产品的创制中心。
                                               “鹊桥工程”变现潜在生产力
　　“科学技术是第一生产力”。但是，没有应用于生产实践并产生经济效益的科学技术或科技成果，就没有现实的生产力。《规划》中，农业科研和技术推广有机联系，高度统一，将科技成果的转化应用作为整个体系建设的关键工程来部署。有人把它形象地比喻为鹊桥工程，一旦对接成功便会产生强大活力。
　　国内外农业发展史证明，科技成果转化应用是农业科技产业链的一个关键环节，不仅不可缺少，而且对农业现代化建设起着事半功倍的巨大促进作用。我国在农业科技成果转化应用上，也取得了不俗的成绩。据统计，目前全国共有种植业、畜牧兽医、水产、农机化、经营管理五个系统的专门推广机构21.5万个、农业专业技术协会10多万个、村级服务组织40多万个、科技示范户或示范场数百万个，全国共有从事农业技术推广的专业人员130多万人。推广应用的农业科技成果数不胜数，有力地促进了我国农业和农村经济的发展。如“丰收计划”从1987年实施到1999年，全国共推广使用农业技术257类，种植业技术推广面积16亿亩，新增粮食420亿公斤，果蔬30亿公斤；科学饲养畜禽5亿头（只）、养殖鱼类1200万亩，新增畜产品12亿公斤、水产品8亿公斤；新增产值700多亿元。
　　尽管成绩经验可喜可鉴，但总体而言，我国农业科技成果转化慢，产业化程度低，难以适应客观形势的需要。究其原因，我国农业科技转化应用工作，在体制上和机制上还不尽合理，存在着专项资金投入不足、公益性成果转化应用主体地位不突出、农技推广体系缺乏发展后劲、非政府或经营性农技推广服务组织发展滞后等诸多制约。
　　缺少先进实用科技成果的大面积推广应用，没有一支高水平、高素质的农业科技推广队伍，就不可能为国家粮食安全、农业增效、农民增收提供强有力的保障。农业科技成果转化应用工程建设，正力图解决目前农业科技成果转化中存在的不利因素，力争在改革与完善农业科技成果转化应用制度、加快农业科技成果的系统集成及二次创新和加强对农业科技转化应用的支持力度上有所作为。
　　该工程建设优先扶持四大粮食作物最新成果的有效转化，同时兼顾其他成果组装集成与创新发展。建设包括农业科技成果中试熟化基地、转化促进服务中心和产业化示范基地三方面内容，分别起到解决重大农业科研成果二次创新、开展科技成果示范推广及信息服务和培养一批农业高新技术企业的作用。
                                           “科技之光”造就一代新型农民
　　提高农民科技文化素质，事关农业科技能否在广大农村和农户中落地、生根和结果。因此，《规划》将农民科技培训作为整个体系的基础工程。这是为了落实温家宝总理的有关指示精神，培养造就一大批觉悟高、懂科技、善经营的新型农民，将科技兴农战略落到实处的具体体现。
　　农业科技培训的重要，缘于我国国情。全国92%的文盲半文盲在农村，农民平均受教育年限只有7.3年，农村劳动力中小学以下文化程度占38.2%，文盲半文盲占7.6%。这样，就在农技部门与低科技文化素质的农民之间形成了一条“知识鸿沟”，农业科技难以快捷有效地应用到广大农村，影响了农业生产力的发展。
　　虽然近年通过“绿色证书培训”，已培训农民2040多万人，其中887万人获得证书；实施“跨世纪青年农民科技培训工程”，培训青年农民200多万人；通过全国农业广播电视学校系统远程教育，累计培养中专和中专毕业生356万人、开展适用技术培训1.23亿人次。但农民科技文化培训，任重而道远。一些专家坦言，当前农民科技培训还存在投入不足、设施简陋、手段单一、面广量大等问题，亟待加以改进与完善。
　　农民科技培训工程的实施，等于建立起了农民科技培训的长效机制。该工程建设将遵循因地制宜、资源整合、机制创新和重点突出的原则，构筑起中央、省、县、乡相衔接的农民科技培训网络。其具体建设内容为以下三个方面：一是农民科技培训媒体资源与传播能力建设，通过现代传播手段实现快捷传播和广泛共享，以解决我国农民科技培训教育资源不足；二是农民科技培训基地建设，重点在35个优势农产品产业带建基地，为农民密切结合生产实践参加培训提供场所；三是农民科技书屋建设，将农业科技信息、农产品市场信息和农村政策法规深入持久地送到农村千家万户。
　　另外，记者从农业部了解到，另一项惠及广大农民、兼具科技培训与推广功效的“农业科技入户示范工程”，在前不久已正式启动。到2010年，工程计划培育100万个科技示范户，辐射带动2000万农户，发展１万个新型农业技术服务组织，使先进实用技术入户率和到位率达到90%以上，农业综合生产成本降低15%以上。
　　《农业科技创新与应用体系建设规划》总体预计：到2010年，我国农业科技创新与应用能力将明显提高，科技对农业的贡献率由目前的45%提高到50%。科技将铸造中国农业的新辉煌。
 

　　动植物保护体系是预防和控制动植物病虫害、保障农业生产的基础体系。以提高动植物病虫灾害有效预防、快速扑灭能力和农产品卫生安全监控能力为中心，具体建设和完善重大病虫害监测预警、动植物病虫害防治、动植物病虫害检疫监督、农药兽药质量监控和残留检测、技术支撑、物资保障等6大系统。
　　                                             ——摘自农业“七大体系”建设规划

                                      监控，让“动植物”免遭侵害
　　据有关部门测算，近三年中，我国病虫草鼠害年均发生面积达54亿亩次；多种动物疫病时有发生，而且，近年来，我国农业和林业每年因外来有害生物的入侵造成的直接损失超过570亿元。
　　《动植物保护体系建设规划》作为新时期农业“七大体系”建设规划之一，它的实施将为中国农业打造一道绿色安全屏障。
                                       统揽全局，谋划“避害之盾”
　　《动植物保护体系建设规划》是农业部统揽全局，并经过深刻考量之后出台的，而这种考量是有依有据的，这便是我们国家动植物目前面临着的生存环境危机挑战。
　　我国是世界上自然灾害发生最严重的国家之一。植物病毒、有害昆虫和螨类、农田杂草、农田鼠类等农业有害生物灾害发生频繁，危害严重，作物受害损失巨大。据统计，全国范围内危害农作物的病虫鼠种类高达1600多种，可造成严重危害的有100多种。我国也是世界畜禽业养殖大国。由于养殖水平和动物疫病防治能力较低，我国每年仅动物发病死亡造成的直接损失近400亿元，相当于牧业总产值增量的62%。更何况，全国还时有一些人畜共患病发生，以及一些农产品中农药、兽药和有毒有害物质残留与污染，直接危害人民的身体健康与公共卫生。另外，近20年来，全国发现新传入动植物疫病近20多种，水产养殖病害100多种，危险性植物有害生物20多种。我国每年因动植物病虫害造成的直接经济损失高达640亿元。
　　农业部在制定《规划》的过程中没有回避这些问题，而是进行了仔细的研究、分析。
　　据《规划》起草者介绍，我国从上个世纪50年代起，就致力于农业动植物保护工作。到目前初步制定出动植物保护的法律和标准系统，建立了从中央到省、地（市）、县动植物保护机构和行政管理机构，基本控制了重大动植物病虫害的蔓延，畜禽的死亡率分别由建国初期的32%和40%下降到目前的8%和18%以下。
　　但是，今年爆发的禽流感发出了明明白白的警示：形势依然是严峻的。农业部在《规划》中首先列举了当前动植物保护工作存在的“四大症状”：一是管理体制不顺，机构有所削弱；二是防治系统不健全，技术手段相对落后；三是动植物保护队伍不稳定，知识更新慢；四是法律制度和标准不健全。
　　我国加入WTO和农业发展进入新阶段后，农业要增产增效，农产品要搏击国际市场，都需要依靠完善而高效运行的体系来打破农产品国际贸易绿色壁垒，抵御国外动植物疫病的传入，提高农产品的卫生安全水平。因此，必须尽快健全我国的动植物保护体系。
　　动植物保护体系是国家促进农业生产、保障农产品卫生安全和保护公众的公共服务体系，其建设是维护我国公众健康和社会稳定的必然要求，是促进农业生产安全和可持续发展的重要保障，是提高农产品竞争力的迫切需要。
　　回望开头列举的严峻形势，这些提法显然都不为过。
                                       脚踏实地，鼎立三“足”构架
　　《规划》设计的动植物保护体系建设，涉及工程技术、组织管理、社会服务、机制变革和技术创新等内容，是一项庞大的社会经济系统工程。其核心内容是实施植物保护、动物保护和水生动植物保护三大工程。三大工程犹如三“足”，支撑着整个动植物保护体系的祛害宝鼎。
　　种植业是农业的“本业”，植物保护也就成为农业领域中最重要的防灾减灾体系之一。植保工作已经搞了多年，应该说，当前已经建立了相关网络，取得了很大成绩。但是，随着农业开放的深入，又出现了一些新问题。农业有害生物增多、发生趋于复杂、国外检疫性有害生物传入机率增大、农药污染日趋严重等现象，日益引起中央的高度重视。
　　《规划》“把脉”我国植保工作，明确提出了两大“病因”：一是病虫监控预警体系不够健全、病虫防治手段落后、外来检疫性有害生物检疫能力较弱、农药安全性管理和基础条件差距明显；二是农药管理存在农药产品质量不高而利用率低、病虫抗药性增强造成防治难度加大、植保机构管理体系还不健全和农民科技素质差以致农药使用水平低等问题。这两大“病因”，显示出搞好我国植物保护工作的艰难和迫切性，这也是农业部决心启动植保工程二期建设的原因所在。
　　《规划》提出，未来7年，国家将重点投资建设重大农业有害生物预警与控制、优势农产品有害生物非疫区建设、农药与农械安全监管、有害生物治理综合示范和技术创新与支撑等五个领域。看得出，这是一个全方位建设的大工程、实工程。
　　动物保护这一块儿，既是保证畜禽养殖业持续增长的关键措施，又是保障食品卫生安全的有效手段，还是增加农民收入的重要来源。据估计，在近年农民增收的因素中，畜牧业的贡献率已达30%,一些省份超过50%以上。但农业部的官员透露，动物防疫体系建设与养殖业快速发展不相协调，已成为制约我国养殖业发展的首要因素，加快动物防疫体系建设的任务十分紧迫。
　　同样，《规划》详细地开出了未来几年的“诊治处方”，即重点放在动物疫病防治与控制中心建设、动物防疫基础设施建设、动物防疫监督与检疫设施建设、兽药质量监察和兽药残留监控中心、动物防疫技术支撑体系、动物防疫物质保障系统等建设上。
　　与前两个工程不同，水生动植物保护在我国是一项始于上世纪八十年代后期的新型农业保护体系。特别是1998年开始，针对我国水产品出口贸易不断受阻和水产品药物残留日益严重的形势，国家开始实施《全国渔业动植物保护工程》，取得了很大成效。由于起步晚，保护体系还不健全，基础设施也薄弱，远远滞后于我国渔业发展和公众健康安全需要。该工程规划建立健全适应我国渔业发展的水生动植物保护体系，使我国水生动植物防疫能力显著提高。
　　实施“三大工程”，重点在于完善六大基础系统。它们是：重大病虫害监测预警系统，动植物病虫害防治系统，动植物病虫害检疫监督系统，农药、兽药安全使用与质量监控和残留监测系统，动植物保护技术支撑系统，动植物保护物资保障系统。
　　可以肯定的是，国家是要下决心结结实实地构筑起中国农业的安全网络。
                                          志存高远，瞄准“国际水平”
　　动植物保护体系是国家保护农业生产、保障农产品卫生安全和公众健康的公共服务体系。《规划》显然没有局限于仅仅解决眼前的问题，而是将目标放在瞄准、对接国际先进水平上，体现出明显的国际考量。
　　新一期的动植物保护体系建设，是对第一期工程项目建设不足的补充修正和全面提高。《规划》对体系建设进行了战略构划，所作的方案具有时代性、针对性和可操作性。
　　《规划》明确，该建设要坚持四条原则：一是坚持全方位监控的原则，提高对全国范围内的动植物病虫害及监控能力，重点加强对各类重大病虫害，尤其是人畜共患病的监控能力建设；二是坚持预防为主的原则，强化体系预防能力和应对突发性重大动植物疫情的快速反应和扑灭能力；三是坚持区域化建设原则，重点建设无规定疫病区、农产品主产区和优势农产品区的动植物保护体系；四是坚持继承与发展的原则，依托已有的建设基础，完善动植物防控设施，提高综合防控能力。
　　《规划》提出，到2010年形成基础设施完备、监管有力、队伍高效精干、法律法规完善的动植物保护新体系，有效控制重大动植物病虫害，使动植物病虫害造成的损失减少20%—30%。
　　显然，作为一项紧迫而艰巨的公益性事业，它的建立健全绝非一日之功。但农业保护大网已在穿梭织造，保障农业安全、农民增收、农产品竞争力增强和人民身体健康，将不仅仅是美好的憧憬，而是在一步一步地实现。
　　依据《规划》，到2010年，在植物保护方面，通过建设和完善全国农作物有害生物预警与控制、植物检疫防疫、农药安全使用与监管三大系统，将病虫害造成的损失率控制在3%-5%，降低农药的使用量30%，有效控制农产品农药残留；在动物保护方面，国家重大动物疫病监测、动物疫病预防和控制、网络防治和畜产品卫生安全追溯三大系统，将有效控制重大疫病，一批达到国际标准的无规定动物疫病区，也会陆续建成，猪、牛、羊、禽的死亡率分别降低到5%、1%