明代玉带特点（图）

明代玉带特点（图）

明代玉带的使用贯穿了明王朝始终，它的制作与使用，不仅显示了明代玉器工艺的风格与特点，也反映出明代政治生活和等级制度的规制。因此，玉带的研究对于了解明代玉器的风格、特点、工艺水平及其所反映的明代社会状况都有非常重要的意义。本文着重于从形制和工艺方面对考古出土的明代玉带进行分析，总结特点，并进行分期。

截止到目前，全国已经有22个省、市、自治区出土过明代玉器。在这些明代各类玉器中，玉带所占数量较多。出土玉带的墓葬自明初至明末贯穿了整个明代。由于玉带与古代礼仪制度紧密相连，是身份地位的象征，所以凡出土玉带的墓葬多等级较高，墓主身份有皇帝、亲王和王妃、够品级的官员及命妇等。

由于历史的原因，出土玉带较为集中的地区有南京、北京、江西。南京是明太祖削平群雄，驱逐蒙元的根据地，也是从洪武初年到永乐迁都北京前五十余年间（1368－1420年）的明朝统治中心。在明代考古中，南京众多的王公、贵族、功臣墓葬中大多都有玉带出土。永乐十九年（1421年）二月，明成祖朱棣迁都北京，此后北京一直作为明、清两代帝都。定陵墓中出土了万历皇帝使用的多条玉带。另外，在北京地区发现的一些外戚、宦官的墓葬中也出土了玉带。明代共封亲王62位，受封并建立藩国者50位，王府遍及河南、山东、山西、陕西、甘肃、四川、湖南、湖北、广西、江西等地，其中江西的藩王墓发现较多，出土了相当数量的玉带。此外，一些明代墓葬中还出土了非玉质带板的革带，带板质地有金、银、铜、木、冻石等。

本文搜集了9个省市出土的明代玉带66副，并参考明墓出土的非玉质革带19副的资料，在此基础上进行分类总结。

一、玉带形制分析

（一）带板数量与尺寸

将出土的革带进行排列分析，可以看出每副（条）革带的带板数目不尽相同。经分类统计，在66副（条）玉质带板革带中，20块带板为1 副的为34副（条），占总比例近51％。

再参考有确切块数的非玉质带板革带16条，20块带板为1副革带的有8条，占非玉质带板革带的50％。

可以看出，20块带板组成一副革带的比例最高。经详细的比照分析，发现这些革带的带板形状和排列顺序是有一定规律的，有固定的形式：一副革带由20块带板组成，这20块带板又是由长方形8块、长条形4块、圭形2块、桃形6块按照一定的顺序排列而成。按照这一规律再通过对革带具体资料的分析发现，尽管有些革带的带板数量不足

20块，但这可能是由于其中某块带板的缺失造成的。带板有可能因各种原因，例如墓主生前使用不当或入土后经盗掘，在出土时已经遗失不全，出土时所见的数量并不能代表整副革带的带板数量。如果在空缺位置填补上相应的带板，其总数也应该是20块。按照这一推测，把出土的66副玉带中有详尽资料的、带板数量不足20块的（数量小于10块的不计在内）再进行归纳统计，有可能为20块带板的玉带为17副，加上出土时即为20块的34副，共51副，为总数的77％，占有相当大的比重。可见，明代标准的玉带数量应该是20块。

另外，具体到玉带的尺寸，从出土情况看带板的宽度从2－7厘米不等，参考记载查抄明代权相严嵩财物的《天水冰山录》中202条玉带名称，可以看到有关表示玉带宽窄的几个名称：阔玉带、中阔带、窄带、女带、窄女带、中阔女带说明玉带的宽窄除男女有别外，还有更细致的划分，但因史书中没有相关记载，而且出土资料有限，所以对玉带具体尺寸的划分，现在也只能等待有更详尽的考古资料后再做进一步的研究了。

（二）带板标准形制及分型

那么，大约在何时明代玉带形成了其标准形制呢？把66条玉带按加工工艺可以分为素面玉带、雕花玉带、包金玉带（含鎏金铜托玉带）和宝带四种类型，即A、B、C、D 四类。把每一类中符合标准形制的玉带视为标准型群体，当然不能单纯以带板数量为参考，而主要以带板形状为依据，看玉带是不是由长方形带板8块（七排方和一块中心带板）、长条形4块（辅弼）、桃形6块（圆桃）和圭形尾2块，并将异于标准型的玉带挑出来再分型。

1、A 类素面玉带

A1 型2 副：

南京太平门外岗子村洪武十五年（1382年）吴良墓出土玉带1副②，青白玉质，有素面带板18块，长方形3块，圭形2块，带委角长方形7块，半月形1块，各式玉带扣5块。

南京中华门外郎家山永乐五年（1407年）西宁侯宋晟墓出土素面玉带1副③，共15块带板。长方形7块，圭形尾2块，委角长方形4块，框形带扣2块。

这两副玉带除长方形带板、圭形尾之外都有带委角长方形带板和长方形带扣。

A2型1副：

南京太平门外洪武二十一年（1388年）仇成墓出土玉带1副④（图2），共19块带板，形状有方形带板7块，圭形尾2块，桃形带板6块，长条形带板2块，委角长方形带板2块，带板虽为素面，但每块带板均留有边框。此件玉带可以说是明代标准形式玉带的雏形。

A3型1副：

南京戚家山洪武二十二年（1389年）俞通源墓出土素面玉带1副⑤（图3），共见素面玉带板21块，其中长方形带板8块，桃形带板5块，圭形尾2块，玦形带环2块，带扣2块，钉形2枚。带板形制较为特殊。

A 标19副：

素面玉带的数量最多，其中共有19副符合标准形制，即带板形状为长方形、长条形、桃形和圭形，带板数量为20块的，以及现存带板数量不足20块，但仍可以按照带板排列位置补齐后达到20块的。例如南京郊区郑强墓出土玉带1副⑥，共18块带板，圭形尾2块，长方形7 块。小长方形4块，桃形5块。从排列位置可以看出长方形和桃形分别缺失1块，补齐后便是20块的标准形制。

另外，在定陵出土了带板数量为13块和12块的玉带⑦，带板形状以桃形和椭圆形为主，这种形制的玉带仅见于皇帝墓中，故视为个例。

2、B 类雕花玉带

B1型1副：

南京市太平门外板仓村墓出土琥珀腰带1副⑧（图4），共见带板20块，皆以琥珀雕刻而成。其中圭形尾2块，长方形8块，小长条形及带委角小长条形各2块，桃形6块。带板呈紫红色，减地浮雕人物舞狮图案，每块带板上的纹样均不相同，狮子作卧、蹲、跑、回首等不同姿态。人物在狮子旁边做各种牵引姿势。主体纹样之外还雕有火珠、宝锭、珊瑚等杂宝，雕工精致，线条流畅。

这类纹样的带饰在宋代被称为“狮蛮带”。这是明代出土的唯一一件琥珀带板革带。墓主身份不详，但从其出土位置东距明岐阳王李文忠墓约150米，西南距中山王徐达墓约200米来推断，墓主可能为李文忠或徐达后代。从墓中出土铜钱最晚为“隆庆通宝”可推知此墓为明代晚期墓葬，但从此带形制和《明史·舆服志》中的记载：“皇帝常服。

洪武三年定， ......束带间用金、琥珀、透犀。永乐三年更定，......带用玉...... ”⑨来判断，此带可能为皇帝赏赐之物，时代在明代早期。

B2型1副：

江西南城明益宣王朱翊继妃孙氏墓（万历十年，1582年）出土的一副雕花玉带⑩较为特殊（图5），系由不规则的长方形、桃形、瓜形、吊兰形的16块带板组成，带板上刻画出牡丹纹样并描金，背面有穿孔。这副玉带形制与官带差别甚大，推测可能为命妇的燕居之带，故不具代表性。

B 标13副：

按照A 标的划分标准，在雕花玉带中符合标准形制的有13副。如江西南城明益定王朱由木之妃王氏墓（崇祯七年，1634年）出土的玉带1 副，共见带板17块，有圭形尾2块，长方形7块，长条形3块，桃形5块，除圭形外，其它形状各缺失1块。带板透雕带翼麒麟、山石、松枝、花卉纹，镂刻精细。

3、C 类包金玉带（含鎏金铜托玉带）

C1型1副：

汪兴祖墓（洪武四年，1371年）出土包金雕花玉带1副（图6），共见带板14块，均为新疆和田白玉质，纹饰玲珑精巧，背面还托以金片。呈葵瓣形带板4块，镂雕云龙戏珠纹，其中有2块葵瓣形带板一侧还作出垂环状，应为蹀躞带形制。另8块呈半葵瓣形，雕镂流云纹，圭形尾2块，雕镂云龙纹。

C2型1副：

南京吴祯墓（洪武十二年，1379年）出土包金素面玉带1 副，带板20块。有方形、长方形、长条形、桃形、半月形等多种样式，侧面和下部镶有0.05厘米厚的金皮。

C3型1副：

洪武二十二年（1389年）的鲁荒王朱檀墓出土包金雕花玉带1副（图7），由20块白玉带板组成，带板多作各种大小的长方形及带委角的长方形。带板全部透雕灵芝纹，并由金片包镶，金片也镂雕花纹。

C4型1副：

南京太平门外板仓永乐二十二年（1424年）徐钦墓出土包金素面玉带1副，由16块带板组成，圭形尾2块、长方形7块、带插销的长方形1 块、带委角小长方形2块、桃形2块、带扣2块。带板托为金质，上镶白玉，玉质洁白无暇。圭形尾的金托上各雕一麒麟，麒麟昂首张口，周围饰云纹，雕工精细。

C5型1副：

南京郊区出土鎏金铜托雕花玉带1副，带板17块，其中圭形尾2块，带委角椭圆形5块，半月形4块，桃形2块，小椭圆形2块，长方形1块，带插销椭圆形1块。形制较为特殊。带板为铜鎏金，上嵌青玉，除圭形尾雕琢瓜果纹外，其余皆雕琢花叶

纹。

C标5副：

为定陵万历皇帝、南京魏国公徐墓、南京守备司太监怀忠墓、江西戴贤夫人徐氏墓和梁庄王墓出土的5副玉带。

4、D 类宝带

定陵出土了嵌宝石的大碌带和宝带各一条，从用料到工艺都体现了帝王之尊贵。由于地位上的差别，在此不用皇帝的宝带与其他人做比较。除皇帝的宝带外，梁庄王朱瞻垍墓、王文渊墓、沐睿墓各出土一条宝带。

D1 型1副：

梁庄王朱瞻垍墓（正统六年，1441年）出土的宝带，带板形状符合标准形制，但其数量为24块，多出2块长方形和2块长条形。

D 标2副：

正德七年（1512年）入葬的王文渊墓出土宝带1 副，带板20块，与形制相符。每块带饰表面镂刻缠枝莲，并嵌色泽、大小各异的宝石，最少的一块嵌3颗，最多一块上嵌11颗，共嵌宝石142颗。

沐睿墓出土嵌宝石金镶玉带1副（图8），这是已知宝带中唯一既镶嵌宝石又嵌玉的革带。形制标准，共见带板20块，金质外框，用垒丝法制成金质地纹，中间镶玉，四周相间嵌有红、蓝宝石和珍珠。现存红宝石70颗，蓝宝石61颗，珍珠风化不存。其中圭形尾2块，长方形8块，长条形4块，桃形6块。

此外，梁庄王墓中也出土有标准形制的宝带。综上所述，这些异于标准形制的玉带的出现年代主要集中在洪武和永乐年间。这个时期玉带带板的形式呈现多元化的面貌，不但有长方形、圭形、长条形、桃形，还有葵瓣形、带委角的长方形、半月形等多种形式的组合。汪兴祖墓、俞通源墓出土玉带的形制都极为特别，说明明代早期玉带的形式尚未统一。如果说洪武时期已经有了明代标准形制玉带的大致形式——洪武二十一年仇成墓出土的玉带，但从这种形制玉带的出土数量来看并没有形成制度化。

洪武之后的出土玉带资料显示，从正统六年（1441年）的梁庄王墓开始，标准形制的玉带成为主要形制。虽然梁庄王墓中所出宝带的带板数量为24块，但参考所发表的梁庄王墓出土的近十条革带的文字资料可以看出，除宝带外，其余8副为20块带板、1副为18块带板，而且所有革带的带板皆符合标准形制，这副宝带带板数量只是其中的个例。而与梁庄王墓年代相差七年的宁王朱权墓（正统十三年，1448年）所出土的玉带也为标准形制，说明标准形制的玉带在此时已占主流。

二、玉带纹饰及雕琢工艺分析

在出土的明代玉带中，素面玉带占大多数，并贯穿明代始终。玉是古代人们道德和文化观念的载体，在正式的冠服制度体系中，玉带具有传统象征意义的礼仪功能。因此，玉带上有无纹饰变得并不重要，重要的是用其来传达一种关乎礼制的信息，并成为辨等级的工具。定陵出土的万历皇帝使用的玉带全部为素面，就足以说明这一点。

具体从出土玉带的纹饰来分析，明代早期的玉带以素面为多，雕花玉带数量较少，仅有汪兴祖墓和朱檀墓出土的两条雕花玉带。66副出土玉带中有19副为雕花玉带或包金雕花玉带，而嘉靖以后的雕花玉带就占了15副，说明在嘉靖前后玉带出现了新的变化。

（一）纹饰

《明史·舆服志》中对玉带的纹饰没有明确规定，只是在对文武官公服的要求中有这样的叙述：“洪武二十六年定，腰带：一品玉，或花或素” 。但毕竟玉带是身份等级的象征，在纹样的使用上会有一定的限制，例如五爪为龙，为皇帝专用之纹饰；四爪、三爪为蟒，供一定品级的官员使用。

出土的雕花玉带中纹饰主要有：云龙纹、麒麟纹、螭虎纹、狮蛮纹，还有灵芝纹、秋葵纹、牡丹纹以及带喜字的花卉纹等等。《天水冰山录》所记载的202条玉带名

称，对于还原当时的玉带面貌具有较高的参考价值。通过这些名称，我们能够对嘉靖时期玉带纹饰的种类有一个比较全面的认识。出土的纹饰题材大都在名录中出现过。现将名录中玉带名称所反映的纹饰品种总结一下，其中涉及动物类的纹饰有：鹿、仙鹤、麒麟、斗牛、蟒、狮子、孔雀、螭虎、飞鱼、犀牛、凤鸟、海青天鹅、鹊、月兔、鹰熊；花卉类纹饰有：松、灵芝、牡丹、竹节、葵花、松竹梅。其中，相当数量的纹饰是以组合形式出现的，如松鹿阔白玉带、灵芝麒麟阔玉带、牡丹蟒阔白玉带等等。这些纹饰大都是寓意吉利祥瑞的，如牡丹寓意富贵、灵芝和仙鹤寓意长寿、鹿代表“禄”、雀鹿隐喻“爵禄”、鹰熊为“英雄”的谐音等等。从这些玉带上的纹饰，我们不难看出明代喜用吉祥图案作为纹饰题材的特点。

明代的玉雕工艺受到了当时绘画的影响，出现了参考文人画的构图，力图表现清新脱俗的书卷气，如竹节、松竹梅等纹饰，还有反映历史典故的“八仙庆寿”、“五老图”等，具有文人化的倾向。另外，在明代获得极大发展的雕漆工艺对玉器也有一定的影响，雕漆作品中常见的在凹陷的底部漆层大面积采用多种锦纹以衬托上面的纹饰的做法，被广泛借鉴并运用到玉带纹饰的雕琢工艺中。例如北京故宫博物院所珍藏的明代云龙纹玉带（图9），其底纹采用直线回转相连的横丝锦纹表现天空和云朵，用以烘托之上的龙纹，这与雕漆工艺中锦纹的运用有异曲同工之妙。

（二）雕琢工艺

玉器从雕琢形式上可以分为浮雕和圆雕。浮雕只从前方（或兼顾到左、右方位）表现物像的半立体感，而圆雕则是全方位的表现立体感。玉带板这种在较薄玉料上进行雕琢，主要以其正面形象示人的器物，主要采用浮雕手法。在浮雕工艺中，为突出主题纹饰，会剔除非主题纹饰，根据所剔除非主纹部分的深浅程度，又可将浮雕分为深浮雕、浅浮雕。另外，在浮雕作品中保留凸出的主纹部分，而将地子进行局部镂空的工艺称为透雕，是浮雕技法的延伸。出土的明代雕花玉带所采用最多的雕琢方法就是透雕和深、浅浮雕。这些雕琢技法虽不是明代所特有，但也形成了自己的时代风格。 1、透雕

透雕即镂空雕法。镂空浮雕是玉器雕琢中经常采用的工艺。汪兴祖墓出土的玉带采用镂雕技法，在出土的所有明代透雕玉带中雕工最为精美。以这条玉带上的雕琢云龙纹的葵瓣形垂环带板为例（图10），其中心部位厚于边框，这种厚度使多层次立体镂雕成为可能。边框之内满布纹饰，表现一条龙穿越于云层中间，龙身的中段为朵云所遮挡。龙发、龙须、云朵等等都采用镂空雕刻，每个云朵上还雕出似灵芝的纹样，整体表现得层次分明，饱满而不失玲珑。对比西安、无锡出土的两件宋元时期玉雕作品（图11），不难看出在这副玉带上仍有宋元时期玉雕遗风。

朱檀墓出土的雕灵芝纹玉带也采用透雕方法，厚度与层次都不如汪兴祖墓出土的玉带。徐达五世孙徐墓（正德十二年，1517年）出土雕花玉带带板为透雕秋葵纹饰，在枝叶上再以阴线表现脉络，线条婉约流畅，雕工十分精美。这副玉带最大的特点是带板没有边框限制，系以花叶的自然形状与其间的起伏错落形成带波折的长方形、长条形、桃形和圭形。嘉靖以后透雕玉带的数量增多，采用钻孔穿透碾磨法，俗称锼眼技术。将纹饰错落统一安排钻孔位置，钻孔后拉丝斜锼，可根据图案，锼出多层纹饰。明代玉器中所谓“花下压花、枝下压枝”的雕琢方法在这个时期开始较多使用。这种“花下压花”的雕琢方法主要应用于明代玉带板等装饰用玉上，在平面片状的玉器上镂雕出多层花纹，表现出较好的透视关系。这种雕琢方法与明早期汪兴祖墓出土玉带的雕琢方法有明显不同，工艺上显得粗糙草率。彭泽夫人吴氏卒于嘉靖元年（1522年），墓中出土透雕金瓜枝叶花纹玉带和透雕花鸟纹玉带。花鸟纹玉带（图12）用透雕的方法表现鸟儿在花丛中嬉戏，但是雕琢出的花梗的线条显得纤细零乱，不似之前的雕工精细

在北京工商大学明代太监墓中出土了两副透雕玉带，都体现了“花下压花”的特

点。明代御用监董姓太监墓（万历时期）和明代御用监总理太监滑永形魂墓（万历二十三年，1595年）各出土云龙纹玉带1副（图13）。带板采用双层镂雕方法雕琢出云龙纹，龙纹为主题纹饰，云纹和杂宝纹在主题纹饰之下，起到衬托作用。其正面及侧面都带有较强的玻

浮雕工艺中采用减地的方法剔除非物像部分，使主题纹饰高于地子，以达到突出表现的目的。

浅浮雕，又可称剔地平雕，将主纹以外的地子碾磨降低，降低的深度较浅，以此来表现主题纹饰。出土的明代玉带中有不少带板采用浅浮雕的方法来表现纹饰，其突出的特点就是减地不深，纹饰凸起不明显。例如江西宁康王朱觐钧墓（弘治十年，1497年）出土的一副云龙纹玉带，带板除边框外减地浮雕出云龙纹。龙作游走状，龙发斜上前冲，角似鹿角。龙身粗壮，无鳞，龙为五爪，龙之四周还浅浮雕有朵云和火焰珠。此副玉带的碾工特殊，每块带板以麻点做地，与纹饰表面经打磨抛光后所形成的光亮效果形成对比。

中山王徐达家族墓出土雕花白玉腰带1 副，带板正面浅浮雕螭虎纹。圭形尾的弧形两端还分别刻“辅”和“弼”字。

明代御用监太监赵芬墓（万历十年，1582年）出土寿桃纹玉带1 副（图14）。带板有边框，并采用剔地平雕的方法雕琢出寿字、桃花、灵芝纹。背面光素，有对钻小孔。

出土的明代雕花玉带中也有采用深浮雕工艺的，例如南京玄武湖唐家山出土狮蛮纹玉带1 副，采用留边渐减地的雕琢手法浮雕出狮蛮纹样。狮子形态活泼，摇头摆尾；蛮王头戴尖帽，身着短衣短靴，作戏狮状。每一块的纹样虽不相同，但均刻画生动，极富动感。“狮蛮”又称“师蛮”，始见于《宋史·舆服志五》，明朝沿袭此纹饰。北京地区也出土过这种纹饰的玉带，为明代标准形制的20 块带板，与南京出土的狮蛮纹玉带不同的是此带留有边框，与下面介绍的几副玉带的表现形式相近。

北京市文物研究所藏的云龙纹玉带1副（图15），带板将主题纹饰及边框以外的地方剔地，凸雕主题纹饰云龙纹。龙为四爪，龙身细长盘曲。除主体云龙纹外，草打磨，基本不做细致的处理。海淀博物馆所藏1985 年北京太平庄明墓出土的龙纹玉带（图16），正面在细密透雕的锦纹之上雕有不高出边框的龙纹，纹饰及边框边缘磨掉了锋棱，呈现出较为光滑的轮廓线，细致的抛光使玉带板正面及侧面的莹润光泽完美的体现出来，而背面的简略雕琢所造成的粗糙和暗淡无光与正面形成鲜明对比。

可能是受到出土玉带数量的限制，目前我们所看到的出土的明以前的玉带以素面为主，带有纹饰的玉带也都是采用浮雕中减地隐起的方法进行雕琢。明代玉带也继承这种雕琢方法，从南京玄武湖出土的狮蛮纹玉带上可以清晰地看到这一点，其留边渐减地的方法与唐代玉带上采用的减地方法十分相近。

宋元时期镂雕技术已日臻成熟，但在出土的玉带中尚未见到采用此技法的实物。明代玉带则采用了透雕、多层透雕、深浮雕、浅浮雕等多种雕琢工艺，其中多层透雕的技法在明代玉带上广为使用。但将早期汪兴祖墓出土的雕花玉带和嘉靖以后大量出现的雕花玉带相对比，可以发现虽同为透雕工艺，但工艺的精巧程度却大不相同：前者构图讲究，棱角分明，保留了宋元时期的风格；后者则体现了“粗大明”的不讲求细部处理的特质。

明代社会生产力的提高，手工业的发展，人们眼界的开阔，为工艺的创新和应用提供了客观条件，这一点在玉带的装饰工艺上也得以体现。明代玉带上出现了嵌宝石、包金、包铜等新的装饰方法，丰富了玉带的表现形式。从明代玉带的雕琢方法和装饰工艺所呈现的多样化来看，玉带发展至明代确实是达到了高峰。

三、明代玉带的定制时间及分期

关于明代玉带20块带板的定制，目前大致有三种意见：洪武二十六年（1393年）、宣德年间、明代中后期。

《明史》中记载的关于皇帝冕服、后妃、皇太子亲王以下冠服的制定、更定时间

大致集中在洪武三年、二十六年和永乐三年，嘉靖年间略有更定。

明代文武官冠服制度主要在洪武时期制定，从《明史·舆服志》中可以看出服饰制度变化的大致情况。“洪武元年命制公服、朝服，以赐百官。”其后各年逐渐增加规制，至洪武二十六年时进行了一次较大调整后逐渐完备，并成为以后各朝的主要依据。自建文以后各朝，仅景泰四年“令锦衣卫指挥侍卫者，得衣麒麟。” 嘉靖七年（1528年）增定品官燕居的忠静冠服，八年详定朝服、祭服及十六年复位常服色彩与图文的规制。明代百官服饰制度的内容方面变更较少，具有相当的持续性。在这些文献中仅有对革带质地与佩戴官员品级方面的严格规定，不见对玉带具体形制更定的记载。我们只能从出土的明代玉带资料中寻找线索，并做出客观的推测和判断。

前面对玉带的标准形制及分型进行了详尽的分析。明代早期玉带的形式较为多样，但已经出现20块带板为一副玉带的形式。其中最早的而且形式最接近明代标准形制的是洪武二十一年（1388年）仇成墓出土的玉带，但比较与其同时期出土的其它玉带，可以发现这种形式的玉带仅仅是明初多元化玉带形式中的一员，并没有形成风气。参考所有出土的明代革带的资料，可以清楚地看到在永乐二十二年时标准形制的革带已经出现，如楚昭王朱祯墓（永乐二十二年，1424年）出土的金镶木革带。正统之后出土的玉带则表现为标准形制并成为绝对主流形式。根据考古出土的明代革带资料，玉带20块带板的定制时间至迟应该在永乐年，而不是宣德年始以及明代中后期。

基于以上的材料分析，我们可以做出这样的判断，有可能在洪武二十六年大规模修订百官冠服制度时，对革带的块数、形制有了制度上的一些定制，但并未真正得以完全实施和推广。因为出土玉带的明代早期墓葬的墓主多数是追随朱元璋打天下的功臣，赐予或使用玉带的时间有可能早于定制时间，考虑到物品使用有延续性，尤其是珍贵物品，所以到洪武二十六年之后这些早期的玉带依然在使用。所以笔者认为明代玉带确立标准形制并形成制度加以推广，当在永乐朝。排比现有出土的明代玉带，以玉带的形制、纹饰和工艺为参考因素，可以看出明代玉带发展大致经历了三个时期。 1、早期：洪武——永乐，从嬗变走向统一。

这个时期出土的玉带有9副，素面玉带7副，雕花玉带2副。其中7副为洪武年间墓葬出土，另2 副分别为永乐年间的宋晟墓和徐钦墓出土。此时期玉带形制最为多样化，几乎没有完全相同的形制，带板形状有长方形、圭形、长条形、桃形，葵瓣形、带委角的长方形、半月形、钉形、玦形带环等。至永乐时期，玉带的标准形制形成并推广，如永乐二十二年徐钦墓出土的包金素面玉带，已经与标准形制十分接近，说明玉带在形制上正逐渐走向统一。

2、中期：洪熙——正德，稳定期。

这个时期出土的玉带有12副，墓葬时间从正统六年到正德十二年，基本上为固定形制，鲜有变化。除正统六年梁庄王朱瞻垍墓出土的宝带带板数为24块外，其余11副全部是20块带板的标准形制玉带。而梁庄王墓出土的这副24块带板的宝带，如前所述只是其墓中出土玉带的个例，梁庄王墓出土的其它革带绝大多数都是由20块带板组成的。可见，在这个时期，玉带的形制已经统一并且按照这一标准严格实施着。 3、晚期：嘉靖——崇祯，鼎盛期。

这个时期出土的玉带数量最多，为45副，出土玉带的墓葬时间从嘉靖二年至崇祯七年。可以看出这个时期玉带使用较多，同时逾制使用玉带的现象也时有发生。在这个时期，玉带依然多为标准形制，出现了雕花玉带的数量较前期明显增多的现象。在收

集的材料中，共有19副雕花玉带，嘉靖以后的就占15副。并且在雕琢技法上出现新的面貌，透雕中“花下压花”的手法被较多的应用在玉带雕琢上。这个时期玉带使用数量多，雕琢技法丰富，可以说是明代玉带发展的鼎盛时期。