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清代十二帝中,道光的节俭几乎到了极限,他在位三十年个人所花的银子估计还不到乾隆一年的开销。如果按照这个思路来推算的话,咸丰继位时国库应该是很充盈的了。然而,道光驾崩后留给咸丰的却是一个满目疮痍的江山,而堂堂的大清国库,存银仅为22万两。
要是放在和平年代,国库银子少一点不打紧,勒紧裤腰带熬上两年就能度过难关。可咸丰继位时却正值太平天国运动爆发,各国列强虎视眈眈随时准备出手。据户部的估计,咸丰元年所需的军饷就高达2900余万两。更为严峻的是,因太平天国运动波及数省,此起彼伏的抗捐抗税斗争让增加田赋收入的办法根本无法实行,财政危机是摆在咸丰帝眼前的最大难题。
为此,咸丰帝绞尽脑汁弄钱,但主要的渠道还是放在节流上,他将大内藏银和金器全部划入国库,就连紫禁城中的历代所藏的金塔也都一一熔化了,而且还大力推行新钱。种种举措表明,这些都于事无补,对于开支浩繁的军饷简直是杯水车薪。
正当统治集团焦头烂额的时候,有人发现了清朝财政的一个漏洞。自开国以来,商税方面主要征收了关税,而市税基本没有征收。这当然是一个新财源,既可解决清*的财政危机,解决急需的军饷,又可增加国家的长久财政收入。
这个新的商业税被称为“厘捐”,视货物的价值高低征收,税率为百分之一。厘捐出自当时各行各业的商人,它对商人的征收有限,但合起来却是一笔十分可观的数目。而且实行起来比较简便,收效也很快,因此很快被朝廷采纳。
率先实行“厘捐”的地区是江苏,随后逐渐在全国范围内推广。在湖南、江苏、湖北、四川、、奉天、吉林、安徽、福建等地取得了很大的成效。然而,在执行过程中,厘捐也出现了问题。咸丰十年,江苏巡抚薛焕上奏称上海税厘大减,因为各级官吏在征收厘捐不规范,各有各的*。
厘捐存在的问题主要还是规章制度不健全,只有一个粗线条的框架。虽然咸丰帝批准了户部的《厘务章程》,但在实际执行中各省有各省的章法,有各自为政的问题,始终没有全国统一的厘金细则。
事实上,户部规定的厘金分类也不科学,分为百货厘、盐厘、洋药厘、土药厘,除盐厘外,实际执行中其余各类往往相混淆。一般说厘金,都是指百货金,即商业税,包括活厘即行商的过境税和板厘即坐商的营业税。设局收营业税,设卡收过境税。然而,各省设局卡数十处数百处不等,任意设立局卡,征税次数增多,税率算爱下来就很高了。
厘金税率本为百分之一,而各省开征一般都是4%到10%,最高的达20%以上,这种重税显然是不利于商品经济的发展的。厘金主要征收百货税,即向百姓生活必需品征税,税重则伤民,负担间接转嫁给消费者。如果税收合宜,百姓能正常负担。可是官吏们往往是公开敲诈勒索,贪污中饱,这让制度形同虚设。
咸丰一朝,始终在抗击太平天国,江南数个赋税大省被太平军占领,这让朝廷财政更加捉襟见肘。曾国藩办团练时,户部几乎就没有给他拨给一两银子,全靠他自己收取厘金来养活数万湘军。但负面影响同样存在,民间的财富被搜刮一空,致使商品经济发展严重滞后。
征收商业税,这是中国近代史上一次重大的财政改制,反映了中国商品经济的发展状况。如果执行得当,是国家经济的新财源,是良法美则,可造福国家民众。而如执行不当,则无异是杀鸡取卵,祸害无穷。不过话又说回来,咸丰时期,能将眼前的困难对付过去已属不易,至于这些后遗症也就让后世子孙去收拾了。