朱元璋廷杖奏章冗长者
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大臣万言冗长奏折挨板子 朱元璋借机树新风
核心提示：当念到“有才能的人，这几年侥幸活下来的百无一二，现在任用的都是迂腐的儒生或庸俗的官吏”的时候，太祖按捺不住了，把茹太素叫到殿上，问道：“你是刑部侍郎，刑部官吏二百多人，你给我说哪些是腐儒，哪些是俗吏？”茹太素嗫嚅了半晌，才说：“臣只是笼统地说，其实刑部官吏，臣也并不全都认识。”明太祖勃然大怒，厉声说：“既然连人都不认识，你怎么知道全是腐儒俗吏呢？”他喝令杖打茹太素，直打得他皮开肉绽。
如今提倡改进文风，不由想起明初被当廷杖责的大臣茹太素。
明代初年袭用宋朝以来的官场文风，醉心于词句修饰和卖弄学问，一件简单的事情，几百个字就可以说清楚的，非要从三皇五帝说起，让人读半天还不知所云。对于极其追求工作效率的皇帝朱元璋来说，这是一件痛苦又恼火的事情。他决定进行大力整顿。
洪武九年(1376年)的一天凌晨，皇宫里灯火辉煌，殿外的丹墀下传来捶击与阵阵痛叫声。这是明太祖下令在杖责一个廷臣。挨打的人名叫茹太素，任刑部侍郎。当时，各地接连发生水灾、地震等自然灾害，太祖认为是上天对他的警告，所以下了一道诏令，让臣民上书评论朝廷*的利弊，指出皇帝的过失。茹太素一向耿直，这天早朝便把奏折恭恭敬敬呈了上去。明太祖一见奏折很厚，心里就有点不高兴，叫人念给他听，读了许久，还没上正题，净是些冗长的空话套语。
当念到“有才能的人，这几年侥幸活下来的百无一二，现在任用的都是迂腐的儒生或庸俗的官吏”的时候，太祖按捺不住了，把茹太素叫到殿上，问道：“你是刑部侍郎，刑部官吏二百多人，你给我说哪些是腐儒，哪些是俗吏？”茹太素嗫嚅了半晌，才说：“臣只是笼统地说，其实刑部官吏，臣也并不全都认识。”明太祖勃然大怒，厉声说：“既然连人都不认识，你怎么知道全是腐儒俗吏呢？”他喝令杖打茹太素，直打得他皮开肉绽。
当天晚上，夜已经很深了，朱元璋躺在御榻上，翻来覆去睡不着，想起早朝时的情景，便叫宦官把茹太素的奏折取来，在灯下仔细翻看。奏折确实太长了，长达1.7万字，他耐着性子一直读到大约16500字以后，才接触到正题，一共写了5件事情。他思考了许久，觉得这5件事中，起码有4件是可以采纳实行的。这几件事儿，只要最后的500字就能够说明了。
第二天，明太祖叫人把茹太素奏折中可采纳的4件事摘抄下来，并亲笔写了一篇序言加在前面，发给文武大臣。他还让中书省以这个例子，定了一个上书的格式，*奏章字数，要求言简意赅，不然就要受到惩罚。从这以后，大臣们在写奏疏的时候，只讲事情，不敢再空话连篇堆砌辞藻了。
明太祖反对奏折冗长是有原因的。他曾对太子朱标说：“我自从登基以来，事事都亲自处理，从不偷懒，每天天不亮就起床，上朝办事，晚上夜深了才休息。这是你亲眼看到的。你能照我这样做，才能保住江山。”所以，朱元璋平日十分辛苦，常常在吃饭的时候突然想起一件事情来，就赶忙放下筷子，把要办的事儿写到纸片上，又怕纸片丢失，叫人用针线缝在他的衣服上。有时想的事情一多，纸片缀了满身，就像吊着好多只鹌鹑。等到第二天早朝的时候，他把纸片一一揭下来逐件处理，直到认为办妥为止。据说，他每天要看和听200多道奏折，要处理400件左右的事情。所以，他一直要求奏章写得简短扼要。难怪他看见茹太素的万言书，竟发了那么大的火。
后来，朱元璋又命令廷臣研究制定了《案牍减繁式》，要求发文要少而精，语言要通俗易懂；还亲自起草颁布了《御制行移减繁体式一册》。这些法令条例，对于深化文风整顿、克服繁文之害、打击文牍主义、提高办事效率，具有重要作用。
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明朝建国以后，出现了许多史少前例之事，其一就是廷杖。清人凌扬藻在《蠡勺编》云:“隋文帝听律外决杖，不过施之散员属史，唐时杖人于朝堂，亦偶一为之，然已非盛世所宜有矣，至明乃为廷杖之法，着为国典，流毒缙绅，莫此为甚。”
很多人认为廷杖始于朱元璋，实际这样说未必科学，他不过是把别的皇帝偶尔为之的事，变得成为惯例乃至制度了。朱皇帝虽有不少创新，但也离不开前人的肩膀。《历代刑法考》列举史实说，东汉光武帝责罚丁邯，用的是头号大杖;东汉明帝时九卿常被鞭杖;隋文帝经常在殿廷杖责大臣，有时一天竟有三四次;唐玄宗时，曾在朝堂杖责监察御史蒋挺和秘书监姜皎等。
说起来，廷杖其实是杖刑的一种特殊情形，不是谁想享受就能享受，有级别*。一般草民如果遭了杖刑，不管被打得多厉害，也不能与“廷杖”挂钩。“不配”的原因挺简单，廷杖的对象是大臣，老百姓怎能混同于官宦?至于皇帝为什么发明“廷杖”，估计就是用事实告诉大臣:我是主子，我有生杀予夺之权，打人是小菜一碟，想怎么打就怎么打，你们别惹我发火。这一招挺绝，既无情打击了肉体，又在精神上矮化了臣子，威慑了官吏。因此，自从盘古的子孙建立上下级后，臣子说话办事便不由自主分成了这么几类:一是不怕死的，仍旧说真话;二是会说假话也会说真话，总之只说皇帝爱听的话;三是只会“今天天气哈哈”;四是先穿靴戴帽讲逢迎话，也就是先大讲皇帝如何圣明，末尾说一点有用的话;五是专讲阿谀奉迎的话。
洪武八年(1375)，茹太素上疏奏事，言词有所触犯，朱元璋大怒，把茹太素叫来当面责问，并在朝堂施用杖刑。据《礼部志稿》讲，茹太素的奏折有一万七千余字，朱元璋令人诵读，读到六千多字还不知所云。朱元璋发火了，于是茹太素挨了打。其实真情不一定如此。《明史》曰，茹太素“陈时务累万言，太祖令中书郎王敏诵而听之。中言:‘才能之士，数年来幸存者百无一二，今所任率迂儒俗吏。’言多忤触。帝怒，召太素面诘，杖于朝。”实际上，茹太素奏折中“才能之士，数年来幸存者百无一二，今所任率迂儒俗吏”之语，才是朱元璋发怒的真正原因，也是导致茹太素本人被打的根魁。对统治者而言，茹太素那几句话太刺耳也太深刻了，如果我们把它转换为白话，大体为“几年来，有才能的人侥幸留下来的，不到百分之一二，现在使用的都是迂腐的人。”这还得了?朱元璋岂能容忍?
茹太素性情刚直，说话不曲里拐弯，被治罪并不奇怪。据说有一次宴会，明太祖给茹太素赐酒并赋诗:“金杯同汝饮，白刃不相饶。”茹太素俯首叩谢，按原韵续句对答说:“丹诚图报国，不避圣心焦。”太祖听了此句作何感想，我们不得而知。总之，过了不久，茹太素被贬谪，后来又被处死了。
茹太素的奏折可能有不少大话、空话，但那绝不是打打*就可以杜绝的。文字只是表达思维的工具，朱元璋时期喜欢别人*，文字短了恐怕不行。不改变社会环境，任何人都会去写穿靴戴帽的长文。《资治通鉴》中记述了忠臣、直臣如魏征的一些奏章，那些文字中表现莺歌燕舞的就很不少。
着眼于对臣下的震慑作用，使臣子失去尊严，树立皇帝的权威，才是朱元璋的真正目的。有趣的是，竟有许多人认为茹太素行文啰里啰唆惹怒了朱元璋。古代被责打的臣子中，有几个是因为文章冗长，文风浮躁?
自茹太素去世以后，大臣的奏折有什么变化，鲜有人去研究。猜想，那将是个枯燥而又充满趣味的过程。朱元璋杀了这个又杖那个的举动，对整个明朝有很深刻的影响，敢于像茹太素那样直指朱元璋用人缺失的人少了。中国王朝一圈一圈转下去以后，最后连所谓的“蕞尔小国”都打不过了。
这就是“震慑作用”不可避免的结果:一方面它可以使国民胆小怕事，唯唯诺诺，可以让统治者耳根清净，满眼所见都是秀丽绚烂;一方面它也使入侵者遭受抵抗之力变小，国民的能力、创新能力降低。
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核心提示：当念到“有才能的人，这几年侥幸活下来的百无一二，现在任用的都是迂腐的儒生或庸俗的官吏”的时候，太祖按捺不住了，把茹太素叫到殿上，问道：“你是刑部侍郎，刑部官吏二百多人，你给我说哪些是腐儒，哪些是俗吏？”茹太素嗫嚅了半晌，才说：“臣只是笼统地说，其实刑部官吏，臣也并不全都认识。”明太祖勃然大怒，厉声说：“既然连人都不认识，你怎么知道全是腐儒俗吏呢？”他喝令杖打茹太素，直打得他皮开肉绽。
如今提倡改进文风，不由想起明初被当廷杖责的大臣茹太素。
明代初年袭用宋朝以来的官场文风，醉心于词句修饰和卖弄学问，一件简单的事情，几百个字就可以说清楚的，非要从三皇五帝说起，让人读半天还不知所云。对于极其追求工作效率的皇帝朱元璋来说，这是一件痛苦又恼火的事情。他决定进行大力整顿。
洪武九年(1376年)的一天凌晨，皇宫里灯火辉煌，殿外的丹墀下传来捶击与阵阵痛叫声。这是明太祖下令在杖责一个廷臣。挨打的人名叫茹太素，任刑部侍郎。当时，各地接连发生水灾、地震等自然灾害，太祖认为是上天对他的警告，所以下了一道诏令，让臣民上书评论朝廷*的利弊，指出皇帝的过失。茹太素一向耿直，这天早朝便把奏折恭恭敬敬呈了上去。明太祖一见奏折很厚，心里就有点不高兴，叫人念给他听，读了许久，还没上正题，净是些冗长的空话套语。
当念到“有才能的人，这几年侥幸活下来的百无一二，现在任用的都是迂腐的儒生或庸俗的官吏”的时候，太祖按捺不住了，把茹太素叫到殿上，问道：“你是刑部侍郎，刑部官吏二百多人，你给我说哪些是腐儒，哪些是俗吏？”茹太素嗫嚅了半晌，才说：“臣只是笼统地说，其实刑部官吏，臣也并不全都认识。”明太祖勃然大怒，厉声说：“既然连人都不认识，你怎么知道全是腐儒俗吏呢？”他喝令杖打茹太素，直打得他皮开肉绽。
当天晚上，夜已经很深了，朱元璋躺在御榻上，翻来覆去睡不着，想起早朝时的情景，便叫宦官把茹太素的奏折取来，在灯下仔细翻看。奏折确实太长了，长达1.7万字，他耐着性子一直读到大约16500字以后，才接触到正题，一共写了5件事情。他思考了许久，觉得这5件事中，起码有4件是可以采纳实行的。这几件事儿，只要最后的500字就能够说明了。
第二天，明太祖叫人把茹太素奏折中可采纳的4件事摘抄下来，并亲笔写了一篇序言加在前面，发给文武大臣。他还让中书省以这个例子，定了一个上书的格式，*奏章字数，要求言简意赅，不然就要受到惩罚。从这以后，大臣们在写奏疏的时候，只讲事情，不敢再空话连篇堆砌辞藻了。
明太祖反对奏折冗长是有原因的。他曾对太子朱标说：“我自从登基以来，事事都亲自处理，从不偷懒，每天天不亮就起床，上朝办事，晚上夜深了才休息。这是你亲眼看到的。你能照我这样做，才能保住江山。”所以，朱元璋平日十分辛苦，常常在吃饭的时候突然想起一件事情来，就赶忙放下筷子，把要办的事儿写到纸片上，又怕纸片丢失，叫人用针线缝在他的衣服上。有时想的事情一多，纸片缀了满身，就像吊着好多只鹌鹑。等到第二天早朝的时候，他把纸片一一揭下来逐件处理，直到认为办妥为止。据说，他每天要看和听200多道奏折，要处理400件左右的事情。所以，他一直要求奏章写得简短扼要。难怪他看见茹太素的万言书，竟发了那么大的火。
后来，朱元璋又命令廷臣研究制定了《案牍减繁式》，要求发文要少而精，语言要通俗易懂；还亲自起草颁布了《御制行移减繁体式一册》。这些法令条例，对于深化文风整顿、克服繁文之害、打击文牍主义、提高办事效率，具有重要作用。
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明朝建国以后，出现了许多史少前例之事，其一就是廷杖。清人凌扬藻在《蠡勺编》云:“隋文帝听律外决杖，不过施之散员属史，唐时杖人于朝堂，亦偶一为之，然已非盛世所宜有矣，至明乃为廷杖之法，着为国典，流毒缙绅，莫此为甚。”
很多人认为廷杖始于朱元璋，实际这样说未必科学，他不过是把别的皇帝偶尔为之的事，变得成为惯例乃至制度了。朱皇帝虽有不少创新，但也离不开前人的肩膀。《历代刑法考》列举史实说，东汉光武帝责罚丁邯，用的是头号大杖;东汉明帝时九卿常被鞭杖;隋文帝经常在殿廷杖责大臣，有时一天竟有三四次;唐玄宗时，曾在朝堂杖责监察御史蒋挺和秘书监姜皎等。
说起来，廷杖其实是杖刑的一种特殊情形，不是谁想享受就能享受，有级别*。一般草民如果遭了杖刑，不管被打得多厉害，也不能与“廷杖”挂钩。“不配”的原因挺简单，廷杖的对象是大臣，老百姓怎能混同于官宦?至于皇帝为什么发明“廷杖”，估计就是用事实告诉大臣:我是主子，我有生杀予夺之权，打人是小菜一碟，想怎么打就怎么打，你们别惹我发火。这一招挺绝，既无情打击了肉体，又在精神上矮化了臣子，威慑了官吏。因此，自从盘古的子孙建立上下级后，臣子说话办事便不由自主分成了这么几类:一是不怕死的，仍旧说真话;二是会说假话也会说真话，总之只说皇帝爱听的话;三是只会“今天天气哈哈”;四是先穿靴戴帽讲逢迎话，也就是先大讲皇帝如何圣明，末尾说一点有用的话;五是专讲阿谀奉迎的话。
洪武八年(1375)，茹太素上疏奏事，言词有所触犯，朱元璋大怒，把茹太素叫来当面责问，并在朝堂施用杖刑。据《礼部志稿》讲，茹太素的奏折有一万七千余字，朱元璋令人诵读，读到六千多字还不知所云。朱元璋发火了，于是茹太素挨了打。其实真情不一定如此。《明史》曰，茹太素“陈时务累万言，太祖令中书郎王敏诵而听之。中言:‘才能之士，数年来幸存者百无一二，今所任率迂儒俗吏。’言多忤触。帝怒，召太素面诘，杖于朝。”实际上，茹太素奏折中“才能之士，数年来幸存者百无一二，今所任率迂儒俗吏”之语，才是朱元璋发怒的真正原因，也是导致茹太素本人被打的根魁。对统治者而言，茹太素那几句话太刺耳也太深刻了，如果我们把它转换为白话，大体为“几年来，有才能的人侥幸留下来的，不到百分之一二，现在使用的都是迂腐的人。”这还得了?朱元璋岂能容忍?
茹太素性情刚直，说话不曲里拐弯，被治罪并不奇怪。据说有一次宴会，明太祖给茹太素赐酒并赋诗:“金杯同汝饮，白刃不相饶。”茹太素俯首叩谢，按原韵续句对答说:“丹诚图报国，不避圣心焦。”太祖听了此句作何感想，我们不得而知。总之，过了不久，茹太素被贬谪，后来又被处死了。
茹太素的奏折可能有不少大话、空话，但那绝不是打打*就可以杜绝的。文字只是表达思维的工具，朱元璋时期喜欢别人*，文字短了恐怕不行。不改变社会环境，任何人都会去写穿靴戴帽的长文。《资治通鉴》中记述了忠臣、直臣如魏征的一些奏章，那些文字中表现莺歌燕舞的就很不少。
着眼于对臣下的震慑作用，使臣子失去尊严，树立皇帝的权威，才是朱元璋的真正目的。有趣的是，竟有许多人认为茹太素行文啰里啰唆惹怒了朱元璋。古代被责打的臣子中，有几个是因为文章冗长，文风浮躁?
自茹太素去世以后，大臣的奏折有什么变化，鲜有人去研究。猜想，那将是个枯燥而又充满趣味的过程。朱元璋杀了这个又杖那个的举动，对整个明朝有很深刻的影响，敢于像茹太素那样直指朱元璋用人缺失的人少了。中国王朝一圈一圈转下去以后，最后连所谓的“蕞尔小国”都打不过了。
这就是“震慑作用”不可避免的结果:一方面它可以使国民胆小怕事，唯唯诺诺，可以让统治者耳根清净，满眼所见都是秀丽绚烂;一方面它也使入侵者遭受抵抗之力变小，国民的能力、创新能力降低。
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大臣万言冗长奏折挨板子 朱元璋借机树新风
核心提示：当念到“有才能的人，这几年侥幸活下来的百无一二，现在任用的都是迂腐的儒生或庸俗的官吏”的时候，太祖按捺不住了，把茹太素叫到殿上，问道：“你是刑部侍郎，刑部官吏二百多人，你给我说哪些是腐儒，哪些是俗吏？”茹太素嗫嚅了半晌，才说：“臣只是笼统地说，其实刑部官吏，臣也并不全都认识。”明太祖勃然大怒，厉声说：“既然连人都不认识，你怎么知道全是腐儒俗吏呢？”他喝令杖打茹太素，直打得他皮开肉绽。
如今提倡改进文风，不由想起明初被当廷杖责的大臣茹太素。
明代初年袭用宋朝以来的官场文风，醉心于词句修饰和卖弄学问，一件简单的事情，几百个字就可以说清楚的，非要从三皇五帝说起，让人读半天还不知所云。对于极其追求工作效率的皇帝朱元璋来说，这是一件痛苦又恼火的事情。他决定进行大力整顿。
洪武九年(1376年)的一天凌晨，皇宫里灯火辉煌，殿外的丹墀下传来捶击与阵阵痛叫声。这是明太祖下令在杖责一个廷臣。挨打的人名叫茹太素，任刑部侍郎。当时，各地接连发生水灾、地震等自然灾害，太祖认为是上天对他的警告，所以下了一道诏令，让臣民上书评论朝廷*的利弊，指出皇帝的过失。茹太素一向耿直，这天早朝便把奏折恭恭敬敬呈了上去。明太祖一见奏折很厚，心里就有点不高兴，叫人念给他听，读了许久，还没上正题，净是些冗长的空话套语。
当念到“有才能的人，这几年侥幸活下来的百无一二，现在任用的都是迂腐的儒生或庸俗的官吏”的时候，太祖按捺不住了，把茹太素叫到殿上，问道：“你是刑部侍郎，刑部官吏二百多人，你给我说哪些是腐儒，哪些是俗吏？”茹太素嗫嚅了半晌，才说：“臣只是笼统地说，其实刑部官吏，臣也并不全都认识。”明太祖勃然大怒，厉声说：“既然连人都不认识，你怎么知道全是腐儒俗吏呢？”他喝令杖打茹太素，直打得他皮开肉绽。
当天晚上，夜已经很深了，朱元璋躺在御榻上，翻来覆去睡不着，想起早朝时的情景，便叫宦官把茹太素的奏折取来，在灯下仔细翻看。奏折确实太长了，长达1.7万字，他耐着性子一直读到大约16500字以后，才接触到正题，一共写了5件事情。他思考了许久，觉得这5件事中，起码有4件是可以采纳实行的。这几件事儿，只要最后的500字就能够说明了。
第二天，明太祖叫人把茹太素奏折中可采纳的4件事摘抄下来，并亲笔写了一篇序言加在前面，发给文武大臣。他还让中书省以这个例子，定了一个上书的格式，*奏章字数，要求言简意赅，不然就要受到惩罚。从这以后，大臣们在写奏疏的时候，只讲事情，不敢再空话连篇堆砌辞藻了。
明太祖反对奏折冗长是有原因的。他曾对太子朱标说：“我自从登基以来，事事都亲自处理，从不偷懒，每天天不亮就起床，上朝办事，晚上夜深了才休息。这是你亲眼看到的。你能照我这样做，才能保住江山。”所以，朱元璋平日十分辛苦，常常在吃饭的时候突然想起一件事情来，就赶忙放下筷子，把要办的事儿写到纸片上，又怕纸片丢失，叫人用针线缝在他的衣服上。有时想的事情一多，纸片缀了满身，就像吊着好多只鹌鹑。等到第二天早朝的时候，他把纸片一一揭下来逐件处理，直到认为办妥为止。据说，他每天要看和听200多道奏折，要处理400件左右的事情。所以，他一直要求奏章写得简短扼要。难怪他看见茹太素的万言书，竟发了那么大的火。
后来，朱元璋又命令廷臣研究制定了《案牍减繁式》，要求发文要少而精，语言要通俗易懂；还亲自起草颁布了《御制行移减繁体式一册》。这些法令条例，对于深化文风整顿、克服繁文之害、打击文牍主义、提高办事效率，具有重要作用。
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明朝建国以后，出现了许多史少前例之事，其一就是廷杖。清人凌扬藻在《蠡勺编》云:“隋文帝听律外决杖，不过施之散员属史，唐时杖人于朝堂，亦偶一为之，然已非盛世所宜有矣，至明乃为廷杖之法，着为国典，流毒缙绅，莫此为甚。”
很多人认为廷杖始于朱元璋，实际这样说未必科学，他不过是把别的皇帝偶尔为之的事，变得成为惯例乃至制度了。朱皇帝虽有不少创新，但也离不开前人的肩膀。《历代刑法考》列举史实说，东汉光武帝责罚丁邯，用的是头号大杖;东汉明帝时九卿常被鞭杖;隋文帝经常在殿廷杖责大臣，有时一天竟有三四次;唐玄宗时，曾在朝堂杖责监察御史蒋挺和秘书监姜皎等。
说起来，廷杖其实是杖刑的一种特殊情形，不是谁想享受就能享受，有级别*。一般草民如果遭了杖刑，不管被打得多厉害，也不能与“廷杖”挂钩。“不配”的原因挺简单，廷杖的对象是大臣，老百姓怎能混同于官宦?至于皇帝为什么发明“廷杖”，估计就是用事实告诉大臣:我是主子，我有生杀予夺之权，打人是小菜一碟，想怎么打就怎么打，你们别惹我发火。这一招挺绝，既无情打击了肉体，又在精神上矮化了臣子，威慑了官吏。因此，自从盘古的子孙建立上下级后，臣子说话办事便不由自主分成了这么几类:一是不怕死的，仍旧说真话;二是会说假话也会说真话，总之只说皇帝爱听的话;三是只会“今天天气哈哈”;四是先穿靴戴帽讲逢迎话，也就是先大讲皇帝如何圣明，末尾说一点有用的话;五是专讲阿谀奉迎的话。
洪武八年(1375)，茹太素上疏奏事，言词有所触犯，朱元璋大怒，把茹太素叫来当面责问，并在朝堂施用杖刑。据《礼部志稿》讲，茹太素的奏折有一万七千余字，朱元璋令人诵读，读到六千多字还不知所云。朱元璋发火了，于是茹太素挨了打。其实真情不一定如此。《明史》曰，茹太素“陈时务累万言，太祖令中书郎王敏诵而听之。中言:‘才能之士，数年来幸存者百无一二，今所任率迂儒俗吏。’言多忤触。帝怒，召太素面诘，杖于朝。”实际上，茹太素奏折中“才能之士，数年来幸存者百无一二，今所任率迂儒俗吏”之语，才是朱元璋发怒的真正原因，也是导致茹太素本人被打的根魁。对统治者而言，茹太素那几句话太刺耳也太深刻了，如果我们把它转换为白话，大体为“几年来，有才能的人侥幸留下来的，不到百分之一二，现在使用的都是迂腐的人。”这还得了?朱元璋岂能容忍?
茹太素性情刚直，说话不曲里拐弯，被治罪并不奇怪。据说有一次宴会，明太祖给茹太素赐酒并赋诗:“金杯同汝饮，白刃不相饶。”茹太素俯首叩谢，按原韵续句对答说:“丹诚图报国，不避圣心焦。”太祖听了此句作何感想，我们不得而知。总之，过了不久，茹太素被贬谪，后来又被处死了。
茹太素的奏折可能有不少大话、空话，但那绝不是打打*就可以杜绝的。文字只是表达思维的工具，朱元璋时期喜欢别人*，文字短了恐怕不行。不改变社会环境，任何人都会去写穿靴戴帽的长文。《资治通鉴》中记述了忠臣、直臣如魏征的一些奏章，那些文字中表现莺歌燕舞的就很不少。
着眼于对臣下的震慑作用，使臣子失去尊严，树立皇帝的权威，才是朱元璋的真正目的。有趣的是，竟有许多人认为茹太素行文啰里啰唆惹怒了朱元璋。古代被责打的臣子中，有几个是因为文章冗长，文风浮躁?
自茹太素去世以后，大臣的奏折有什么变化，鲜有人去研究。猜想，那将是个枯燥而又充满趣味的过程。朱元璋杀了这个又杖那个的举动，对整个明朝有很深刻的影响，敢于像茹太素那样直指朱元璋用人缺失的人少了。中国王朝一圈一圈转下去以后，最后连所谓的“蕞尔小国”都打不过了。
这就是“震慑作用”不可避免的结果:一方面它可以使国民胆小怕事，唯唯诺诺，可以让统治者耳根清净，满眼所见都是秀丽绚烂;一方面它也使入侵者遭受抵抗之力变小，国民的能力、创新能力降低。
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大臣万言冗长奏折挨板子 朱元璋借机树新风
核心提示：当念到“有才能的人，这几年侥幸活下来的百无一二，现在任用的都是迂腐的儒生或庸俗的官吏”的时候，太祖按捺不住了，把茹太素叫到殿上，问道：“你是刑部侍郎，刑部官吏二百多人，你给我说哪些是腐儒，哪些是俗吏？”茹太素嗫嚅了半晌，才说：“臣只是笼统地说，其实刑部官吏，臣也并不全都认识。”明太祖勃然大怒，厉声说：“既然连人都不认识，你怎么知道全是腐儒俗吏呢？”他喝令杖打茹太素，直打得他皮开肉绽。
如今提倡改进文风，不由想起明初被当廷杖责的大臣茹太素。
明代初年袭用宋朝以来的官场文风，醉心于词句修饰和卖弄学问，一件简单的事情，几百个字就可以说清楚的，非要从三皇五帝说起，让人读半天还不知所云。对于极其追求工作效率的皇帝朱元璋来说，这是一件痛苦又恼火的事情。他决定进行大力整顿。
洪武九年(1376年)的一天凌晨，皇宫里灯火辉煌，殿外的丹墀下传来捶击与阵阵痛叫声。这是明太祖下令在杖责一个廷臣。挨打的人名叫茹太素，任刑部侍郎。当时，各地接连发生水灾、地震等自然灾害，太祖认为是上天对他的警告，所以下了一道诏令，让臣民上书评论朝廷*的利弊，指出皇帝的过失。茹太素一向耿直，这天早朝便把奏折恭恭敬敬呈了上去。明太祖一见奏折很厚，心里就有点不高兴，叫人念给他听，读了许久，还没上正题，净是些冗长的空话套语。
当念到“有才能的人，这几年侥幸活下来的百无一二，现在任用的都是迂腐的儒生或庸俗的官吏”的时候，太祖按捺不住了，把茹太素叫到殿上，问道：“你是刑部侍郎，刑部官吏二百多人，你给我说哪些是腐儒，哪些是俗吏？”茹太素嗫嚅了半晌，才说：“臣只是笼统地说，其实刑部官吏，臣也并不全都认识。”明太祖勃然大怒，厉声说：“既然连人都不认识，你怎么知道全是腐儒俗吏呢？”他喝令杖打茹太素，直打得他皮开肉绽。
当天晚上，夜已经很深了，朱元璋躺在御榻上，翻来覆去睡不着，想起早朝时的情景，便叫宦官把茹太素的奏折取来，在灯下仔细翻看。奏折确实太长了，长达1.7万字，他耐着性子一直读到大约16500字以后，才接触到正题，一共写了5件事情。他思考了许久，觉得这5件事中，起码有4件是可以采纳实行的。这几件事儿，只要最后的500字就能够说明了。
第二天，明太祖叫人把茹太素奏折中可采纳的4件事摘抄下来，并亲笔写了一篇序言加在前面，发给文武大臣。他还让中书省以这个例子，定了一个上书的格式，*奏章字数，要求言简意赅，不然就要受到惩罚。从这以后，大臣们在写奏疏的时候，只讲事情，不敢再空话连篇堆砌辞藻了。
明太祖反对奏折冗长是有原因的。他曾对太子朱标说：“我自从登基以来，事事都亲自处理，从不偷懒，每天天不亮就起床，上朝办事，晚上夜深了才休息。这是你亲眼看到的。你能照我这样做，才能保住江山。”所以，朱元璋平日十分辛苦，常常在吃饭的时候突然想起一件事情来，就赶忙放下筷子，把要办的事儿写到纸片上，又怕纸片丢失，叫人用针线缝在他的衣服上。有时想的事情一多，纸片缀了满身，就像吊着好多只鹌鹑。等到第二天早朝的时候，他把纸片一一揭下来逐件处理，直到认为办妥为止。据说，他每天要看和听200多道奏折，要处理400件左右的事情。所以，他一直要求奏章写得简短扼要。难怪他看见茹太素的万言书，竟发了那么大的火。
后来，朱元璋又命令廷臣研究制定了《案牍减繁式》，要求发文要少而精，语言要通俗易懂；还亲自起草颁布了《御制行移减繁体式一册》。这些法令条例，对于深化文风整顿、克服繁文之害、打击文牍主义、提高办事效率，具有重要作用。
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明朝建国以后，出现了许多史少前例之事，其一就是廷杖。清人凌扬藻在《蠡勺编》云:“隋文帝听律外决杖，不过施之散员属史，唐时杖人于朝堂，亦偶一为之，然已非盛世所宜有矣，至明乃为廷杖之法，着为国典，流毒缙绅，莫此为甚。”
很多人认为廷杖始于朱元璋，实际这样说未必科学，他不过是把别的皇帝偶尔为之的事，变得成为惯例乃至制度了。朱皇帝虽有不少创新，但也离不开前人的肩膀。《历代刑法考》列举史实说，东汉光武帝责罚丁邯，用的是头号大杖;东汉明帝时九卿常被鞭杖;隋文帝经常在殿廷杖责大臣，有时一天竟有三四次;唐玄宗时，曾在朝堂杖责监察御史蒋挺和秘书监姜皎等。
说起来，廷杖其实是杖刑的一种特殊情形，不是谁想享受就能享受，有级别*。一般草民如果遭了杖刑，不管被打得多厉害，也不能与“廷杖”挂钩。“不配”的原因挺简单，廷杖的对象是大臣，老百姓怎能混同于官宦?至于皇帝为什么发明“廷杖”，估计就是用事实告诉大臣:我是主子，我有生杀予夺之权，打人是小菜一碟，想怎么打就怎么打，你们别惹我发火。这一招挺绝，既无情打击了肉体，又在精神上矮化了臣子，威慑了官吏。因此，自从盘古的子孙建立上下级后，臣子说话办事便不由自主分成了这么几类:一是不怕死的，仍旧说真话;二是会说假话也会说真话，总之只说皇帝爱听的话;三是只会“今天天气哈哈”;四是先穿靴戴帽讲逢迎话，也就是先大讲皇帝如何圣明，末尾说一点有用的话;五是专讲阿谀奉迎的话。
洪武八年(1375)，茹太素上疏奏事，言词有所触犯，朱元璋大怒，把茹太素叫来当面责问，并在朝堂施用杖刑。据《礼部志稿》讲，茹太素的奏折有一万七千余字，朱元璋令人诵读，读到六千多字还不知所云。朱元璋发火了，于是茹太素挨了打。其实真情不一定如此。《明史》曰，茹太素“陈时务累万言，太祖令中书郎王敏诵而听之。中言:‘才能之士，数年来幸存者百无一二，今所任率迂儒俗吏。’言多忤触。帝怒，召太素面诘，杖于朝。”实际上，茹太素奏折中“才能之士，数年来幸存者百无一二，今所任率迂儒俗吏”之语，才是朱元璋发怒的真正原因，也是导致茹太素本人被打的根魁。对统治者而言，茹太素那几句话太刺耳也太深刻了，如果我们把它转换为白话，大体为“几年来，有才能的人侥幸留下来的，不到百分之一二，现在使用的都是迂腐的人。”这还得了?朱元璋岂能容忍?
茹太素性情刚直，说话不曲里拐弯，被治罪并不奇怪。据说有一次宴会，明太祖给茹太素赐酒并赋诗:“金杯同汝饮，白刃不相饶。”茹太素俯首叩谢，按原韵续句对答说:“丹诚图报国，不避圣心焦。”太祖听了此句作何感想，我们不得而知。总之，过了不久，茹太素被贬谪，后来又被处死了。
茹太素的奏折可能有不少大话、空话，但那绝不是打打*就可以杜绝的。文字只是表达思维的工具，朱元璋时期喜欢别人*，文字短了恐怕不行。不改变社会环境，任何人都会去写穿靴戴帽的长文。《资治通鉴》中记述了忠臣、直臣如魏征的一些奏章，那些文字中表现莺歌燕舞的就很不少。
着眼于对臣下的震慑作用，使臣子失去尊严，树立皇帝的权威，才是朱元璋的真正目的。有趣的是，竟有许多人认为茹太素行文啰里啰唆惹怒了朱元璋。古代被责打的臣子中，有几个是因为文章冗长，文风浮躁?
自茹太素去世以后，大臣的奏折有什么变化，鲜有人去研究。猜想，那将是个枯燥而又充满趣味的过程。朱元璋杀了这个又杖那个的举动，对整个明朝有很深刻的影响，敢于像茹太素那样直指朱元璋用人缺失的人少了。中国王朝一圈一圈转下去以后，最后连所谓的“蕞尔小国”都打不过了。
这就是“震慑作用”不可避免的结果:一方面它可以使国民胆小怕事，唯唯诺诺，可以让统治者耳根清净，满眼所见都是秀丽绚烂;一方面它也使入侵者遭受抵抗之力变小，国民的能力、创新能力降低。
