长恨歌是怎么写的？
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白居易（772—846），字乐天，晚年居香山，自号香山居士，曾任太子少傅。后人因此称“白香山”、“白傅”、“白太傅”。祖籍太原。后迁下邦（今陕西渭南县）。他出身于一个小官僚家庭，世敦儒业，祖父、父亲皆以明经出身。10多岁时，因避战乱，只身漂泊江南。他读书勤奋，29岁中进士，32岁又以“拔萃”登科，初仕校书郎。35岁复应制举“才识兼茂明于体用科”，以第四等入选，授官盩厔室尉。此时，写了脍炙人口的《长恨歌》，和反映农民困苦的《观刈麦》等诗。不久入翰林学士。又做3年左拾遗。白居易踌躇满志地说：“十年之间，三登科第，名入众耳，迹升清贵。”白居易面对社会现实，深感有“为民请命”的责任，而最高统治者的信任，又使他觉得有此可能。于是，发出了“丈夫贵兼济，岂独善一身”的呼喊，为了实现自己的宏愿，不怕牺牲，不计个人得失“正色摧强御，刚肠嫉喔咿。常憎持禄位，不拟保妻儿。养勇期除恶，输忠在灭私！”这不仅是白居易的*态度，也是他的文学创作态度。当校书郎秩满时，他“闭门累月，揣摩当代之事”，写成《策林》75篇，提出人民贫困的原因是“官吏之纵欲”、“君上之不能节俭”、“财产不均，*相并”。他要求统治者“以天下之心为心”。“以百姓之欲为欲”。建议“立采诗之官，开讽谏之道”。在任左拾遗期间，一方面履行谏官职责“有阙必规，有违必谏，朝廷得失无不察，天下利害无不言”；一方面利用诗歌配合斗争，“难于指言者，辄咏歌之”。《秦中吟》和《新乐府》等许多讽谕诗像利剑一样射向黑暗的现实，刺痛了权豪们的心，使他们“变色”、“扼腕”、“切齿”。然而白居易却“不惧权豪怒”。不惧权豪怒终受权豪害。元和十年（815）盗杀宰相武元衡。白居易认为是有史以来的“国辱”，首先上书请捕贼，权贵们怒其越职奏事，造谣中伤，借机将他贬为江州司马。白居易心中明白：“始得名于文章，终得罪于文章。”
被贬之后的白居易“换尽旧心肠”，虽然写出《琵琶行》和《与元九书》，唱出“不分气从歌里发，无明心向酒边生”的微辞，但是人生态度已转向消极。随着*环境日益险恶，逐渐滋长了佛、道思想。他把儒家的“乐天安命”、道家的“知足不辱”、佛家的“四大皆空”糅合在一起，作为明哲保身的法宝。他悔恨自己“三十气太壮，胸中多是非”，力求“面上灭除忧喜色，胸中消尽是非心”。白居易沉默了，“世事从今口不言”。他认为“多知非景福，少语是元亨”。为避牛李党争之祸，他采取中隐之路，不做朝官而做地方官，以地方官为隐。于是力求外任。任杭州、苏州刺史之后，又以太子宾客分司东都，在洛阳度过人生的最后18年。在消极思想的支配下，白居易写了大量的“闲适诗”、“感伤诗”。“讽谕诗”虽然不写了，在不触怒权豪而又力所能及的情况下，白居易为百姓办了许多实事。在杭州筑堤浚井，至今尚有白堤在西湖。在苏州，苏州人民对他感情深厚，离任之日，“苏州十万户，尽作婴儿啼”。在洛阳“心中为念农桑苦，耳里如闻饥冻声”。会昌六年八月，白居易病逝于洛阳，葬于洛阳龙门山。
白居易是继社甫之后，杰出的现实主义伟大诗人。他的独特贡献就在于总结中国自《诗经》以来，现实主义诗歌创作经验的基础上，建立了现实主义诗歌理论。指导了新乐府运动的开展。《与元九书》便是全面、系统、有力地宣传现实主义、批判形式主义的宣言书。
白居易响亮地提出“文章合为时而著，诗歌合为事而作”的口号。诗歌必须为*服务，肩负起“补察时政”、“泄导人情”的*使命。他指出，要写做出为*服务的诗，就必须关心*，主动从现实生活中吸取创作泉源。他强调诗的教育作用和社会功能。“诗者：根情，苗言，华声，实义。”白居易强调诗歌内容和形式的统一，主张形式必须服从内容，为内容服务。
白居易在这种诗歌理论的指导下，写了1300多首诗歌，是唐代诗人中创作最多的一个。白居易曾将自己51岁以前写的诗编为四类：一讽谕、二闲适、三感伤、四杂律。其中最有价值的是讽谕诗。这些讽谕诗，是和他兼济天下的*抱负相一致的，也是他现实主义诗论的具体实践。其中《新乐府》50首，《秦中吟》10首，“篇篇无空文，句句必尽规”，是有组织有计划的杰作，具有高度的人民性和现实性。
讽谕诗从“惟歌生民病”出发，广泛地反映人民的痛苦，并表示极大的同情。《观刈麦》写农民“足蒸暑土气，背灼炎天光”的辛苦，“家田输税尽”，不得不捡麦穗充饥的清贫，“自愧”不劳而食。《采地黄花》写农民“愿易马残粟，救此苦饥肠”，“嗷嗷万族中，惟农最苦辛”。白居易在《杜陵叟》诗中为农民怒吼：“剥我身上帛，夺我口中粟。虐人害物即豺狼，何必钩爪锯牙食人肉！”白居易关心农民疾苦也关注妇女的命运。写《井底引银瓶》、《母别子》、《后宫词》、《请拣放后宫内人》、《上阳白发人》发出“须知妇人苦，从此莫相轻”、“人生莫作妇人身，百年苦乐由他人”的呼喊。白居易深知人民的疾苦是由于“一人荒乐万人愁”造成的，因此，在讽谕诗中揭露统治阶级的“荒乐”和弊政。《赠友》、《重赋》揭露两税*，“敛索无冬春”，控诉“夺我身上暖，买尔眼前恩”的强盗统治。其中“宫市”是中唐的一大弊政。以皇室购物为名，“实夺之”。少有人敢过问，白居易写《卖炭翁》标明“苦宫市也。”
卖炭翁，伐薪烧炭南山中。满面尘灰烟火色，两鬓苍苍十指黑。卖炭得钱何所营？身上衣裳口中食。可怜身上衣正单，心忧炭贱愿天寒。夜来城外一尺雪，晓驾炭车辗冰辙。牛困人饥日已高，市南门外泥中歇。翩翩两骑来是谁？黄衣使者白衫儿。手把文书口称敕，回车叱牛牵向北。一车炭，千余斤，宫使驱将惜不得。半匹红纱一丈绫，系向牛头充炭值！
诗中“黄衣使者”和“宫使”都指宦官。虽不发议论，更不见讽刺之辞，但是，是非爱憎见于叙事之中，写法独特。白居易关心时政，更热爱国家。《西凉伎》通过老兵的口说出国境日蹙的军事形势。
白居易的讽谕诗，主题明确，集中专一。一首诗集中写一件事，效法《诗经》作法，以诗的首句为题，在题下用小序注明诗的美刺目的，惟恐人不知其旨，“首句标其目，卒章显其志。”在刻画人物形象方面，采用外貌、心理等细节深化主题。《卖炭翁》写善良辛劳的炭工外貌、心理，十分生动、感人。白居易还善于用对比的手法反映社会矛盾，夹叙夹议，给人以强烈的感官冲击。用通俗化的语言，平易近人，妇孺皆能成诵，因此，广为流传。
