关于陶渊明的问题~~~
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史话桑洛洲之陶渊明《桃花源记》原形
文/CHAMPION DUNE邓乾彬
陶渊明笔下的桃花源之原形为桑洛洲，这样讲是有根据的。
晋朝袁宏在其《东征赋》中看到“惟吾生于末运，托一叶于邓林”这里的邓林，原是夸父追日故事中的典故。夸父逐日死，遗杖，化作桃树林，叫做邓林。后世多用邓林比桃花林。由此我们可以看出，当时桑洛洲上确实有很多桃树。直到清朝末年，洲上还是桃花依旧。有诗为证：《肃清江西全省》彭玉麟，“ 桃花岑旧飞红雨，桑落洲新长绿芜。”桃花岑指的就是桑洛洲清时曾国藩与太平平作战的故垒。彭玉麟是曾国藩之幕僚清时在桑洛洲扎营相当长的时间。对当地人文相当了解。 桃花岑这个名称现在很少有人知道，但是提到桃花源，恐怕无人不知。可是真正知道桃花源在什么地方的人就很少了，而且具体地点争议也很大。其实桃花岑与桃花源是同一个地方即桑落洲。当初陶渊明就是以桑洛洲为原形写下《桃花源记》。
公元400年，陶潜因为上京（指去南京）递奏折遇风，在桑洛洲的规林避风（规林就是桑落洲的周瑜九柳八卦阵的别称，陶潜当时避风地点为今天安徽省宿松县汇口镇归林村），写了两首诗，《庚子岁五月中从都还阻风于规林二首》在此表明了其归隐的志向。后来人们因为陶在此有归隐山林之意，所以又称此地为归林。这里也是其桃花源的原形。陶渊明在洲上观望，当年周瑜练兵点将处，如今桃花依旧，可是九柳只剩下五柳，眼见百年残柳，陶见其沧桑，想起世道和自己的身世，正若这五棵百年柳树一样飘摇，逐号五柳先生。
公元404年，刘毅与桓玄战于桑落洲。战火纷飞。刘毅大胜。 桑落洲却在血火的洗礼，依然屹立于江上。残阳如血几人归，岸边老树发新柳。硝烟缭绕随风去，大江默默向东流。
公元405年，陶潜出任彭泽令，也就是古澎泽包括今天江西省彭泽县部分和今天的江西省湖口县。史*载，这年宫亭湖地区发生强烈地震，宫亭湖水南侵，鄡阳县（古鄡阳在今天的江西省都昌大部分地区和鄱阳湖附近地区）包括武林在内海昏等的储多城邑沉没于当时形成的鄱阳湖湖中，流民拥挤到彭泽。据1986年《都昌县地名志》记：由于都阳湖盆发生多次陷落，古鄡阳县、海昏县、鄡阳城、昌邑城和白沙、武林、武阳、黄金采等军事、经济、交通重镇，均先后沦人湖中。陶渊明把流民安置在他当年避风的那个桑落洲上。陶渊明在桑洛洲上安置流民，建归林庄，种植桑树。这些陶渊明都在其《拟古》这首诗中有简略记载“种桑长江边,三年望当采。枝条始欲茂,忽值山河改”。又因为这些移民都是鄡阳县武林人，所以后人把当初那个安置点叫做武林洲。根据《通典·州郡典·州郡七 古扬州》的记载，宿松汉皖县地。梁置高塘。有雷水。江水自鄂陵分为九派，会於此县界洲上，三百馀里合流，谓之九江口。东得武林洲，即桑落洲之下尾。唐·杜佑曰：桑落洲在江州都昌县，汉之彭泽县也。陶潜的祖籍也是鄡阳。这次安置移民，为后来他写出《桃花源记》这篇文章创造了心理和现实背景。只是古人喜欢假字，重音不重形，陶渊明亦是如此，武林人被他写成了武陵人，以致才有今人的误读，武陵人实乃武林人。可以想象，当年地震后的武林人及陶渊明从老家鄡阳县沿江而下，在水上行至到鄱阳湖口的桑洛洲眼晴应该是为之一亮，这水上之绿洲桑洛洲不正可以作为安置之所吗。流民在桑洛洲安置后，好景不长，最终战争又在桑洛洲爆发。桑落洲成了军事的角斗场。
公元410年，又是刘毅，只不过对手换成了五斗米教教主卢循了。这次刘毅大败。桑落洲到处血光。也就是这年，刘裕兵至桑落洲。遇上战争，更为严重的是这随后的几年，鄡阳县大部分地区完全沉入鄱阳湖中。这就是陶渊明《桃花源记》文尾埋下的伏笔：后遂无问津者。陶渊明都在其《拟古》这首诗中有简略记载“种桑长江边,三年望当采。枝条始欲茂,忽值山河改”。后来陶渊明根据这一经历借古喻今写出了《桃花源记》。其实桃花源就在桑洛洲上。另外陶渊明不为五斗路折腰的典故亦来于此。
让我们来具体分析解读一下陶潜的《桃花源记》 ：
（桃花源之源义：古代的源不仅仅有水源的意思，也有水中平原之意。我们可以从“塬”字就看得到提示，这个字就是指高原。而源也有水中是洲岛这意。这点我们可以从《桃花源记》中看出，土地平阔，为什么在本已平的土地上加上一个阔字，顺江而下看到露出水面的平阔一洲，而陶潜的活动鄱阳湖地域及其附近大多是这样的景致。因此桃花源就是水上的桃花洲桃花岛。）
晋太元中，武陵人捕鱼为业，缘溪行，忘路之远近。忽逢桃花林，夹岸数百步，中无杂树， 芳草鲜美，落英缤纷，渔人甚异之。
复前行，欲穷其林。林尽水源，便得一山，山有小口，仿佛若有光，便舍船从口入。 初极狭，才通人，复行数十步，豁然开朗。土地平旷，屋舍俨然，有良田美池桑竹之属。 阡陌交通，鸡犬相闻。其中往来种作，男女衣著，悉如外人。黄发垂髫，并怡然自乐。
见渔人，乃大惊，问所从来。具答之。便要还家，设酒杀鸡作食。村中闻有此人，咸 来问讯。自云先世避秦时乱，率妻子邑人来此绝境，不复出焉，遂与外人间隔。问今是何世，乃不知有汉，无论魏晋。此人一一为具言所闻，皆叹惋。
余人各复延至其家，皆出洒食。停数日，辞去。此中人语云，不足为外人道也。既出， 得其船，便扶向路，处处志之。及郡下，诣太守说如此。太守即遣人随其往，寻向所志，遂迷不复得路。南阳刘子骥，高尚士也，闻之，欣然规往，未果。寻病终。后遂无问津者。
（译：东晋太元年间，有个江西鄡阳的武林人（武陵人之陵通假林）以捕鱼为职业。有一天他顺着（鄱阳湖）溪水划船走，（不知不觉出了鄱阳湖）就忘记了路程的远近。（出鄱阳湖口后）忽然遇到一片桃花林，桃树夹着溪流两岸，长达几百步，中间没有别的树（不是野生吧有人种植管理过吧），地上香草鲜艳美丽，坠落的花瓣繁多交杂。渔人很惊异这种美景（难道有人）。再往前走，想走完那片桃林。桃林在溪水发源的地方就没有了，紧接着就看见一座山（积土成山,山只是一道堤坝或者土堆，若是真天然的山随便一座山都应高过桃树很多吧为何到近前才看见一山），土山上有个小口（山有小口并不是十足的洞口，只是水源流出的的缺口，口者缺口为口，路口为口，可为闸口，口只是个可以出入的方便之处），可以出入的口里面好像有光亮（是灯光还是天光水光不得而知反正有光）。渔人就丢下小船，从出入口进去。开始出入口很窄，仅容一个人通过。又走了几十走，突然变得开阔敞亮了。（越过出入口这后，发现）这里土地平坦开阔（土地平坦开阔只有洲地平原才可以这样称，山地大多狭窄怎么说也说不过去），房屋整整齐齐，有良好肥沃的田地（何谓良田，当然农作物高产才可以称为良田，山地多低产怎么可称为良田何况那是农耕的东晋），美丽的池塘和桑树竹子之类（这是洲地常有之物）。田间小路交错相通，村落间能听到鸡鸣狗叫的声音。村里面的人们来来往往耕田劳作，男女的穿戴完全像不是这个地方的人的穿着。老人和小孩都悠闲愉快，自得其乐。 村里面的人看见渔人（很陌生），于是很惊奇，问渔人从哪里来。（渔人）详尽地回答了他。他们就邀请渔人到自己家里去，摆酒杀鸡做饭菜。村子里的人听说有这样一个人，都来打听消息。他们自己说前代祖先为了躲避秦朝时候的祸乱，带领妻子儿女和同乡人来到这（江中绝岛）与外人隔绝的地方，没有再从这里出去过，于是和洲岛外的人隔绝了。他们问现在是什么朝代，竟不知道有过汉朝，更不必说魏晋。这渔人一件件为他们详细说出自己知道的情况，那些人听罢都感叹惋惜。其他的人各自又邀请渔人到自己的家中，都拿出酒和饭菜来招待。渔人住了几天，告辞离去。这里的人告诉他说：”这里的情况不要对洲岛以外的人说啊。” 渔人出来后，找到了他的船，就沿着旧路回去，一路上处处作了标记。回到郡里，去拜见太守，报告了这些情况。太守立即派人跟着他前去，寻找先前做的标记（江水淹了？还是标记做得不够，以致不足以找准方位），竟迷失了方向，没有再找到原来的路。 南阳刘子骥，是个高尚的名士，听到这件事，高高兴兴地计划前往。没有实现，不久病死了。后来就没有探访的人了。
另外陶渊明同期还写了一首《桃花源诗》：
嬴氏乱天纪，贤者避其世。黄绮之商山，伊人亦云逝。往迹浸复湮，来径遂芜废。相命肆农耕，日入从所憩。 桑竹垂馀荫，菽稷随时艺；春蚕收长丝，秋熟靡王税。荒路暧交通，鸡犬互鸣吠。俎豆独古法，衣裳无新制。 童孺纵行歌，班白欢游诣。草荣识节和，木衰知风厉。虽无纪历志，四时自成岁。怡然有馀乐，于何荣智慧！奇踪隐五百，一朝敞神界。淳薄既异源，旋复还幽蔽。借问游方士，焉测尘嚣外。愿言蹑清风，高举寻吾契。（此诗中之商山即指今天庐山根据慧远《庐山记》中则谓匡俗为殷周之际人，与奚道仙人同游庐山，隐居*。所以庐山又被称作匡山。因其出自殷商之季，所以也可能被称作商山。后世多把商山指作隐居的地方.而此诗中“往迹浸复湮”足以说明桃花源的环境了，乃水中之洲也。）
桑落洲就是桃花源，里面的很多场景大多是陶的憧憬。桑落洲的移民并没有这样安生过，也就是这年之前的一年，何无忌兵至桑落洲抗击桓玄军。不到6年，也就是公元410年，刘道规，和刘裕先后在桑落洲大战，桃花源累受战火洗礼。也就是这年，陶怀着极其忧愤的心情借古喻今写下了《桃花源记》。这也就是陶在文后留下的伏笔：后无问津者。人们再也找不到桃花源的主要原因。
关于陶渊明写《桃花源记》的历史背景除了大时代战争因素、当时陶的故乡发生强烈地震物是人非：
鄡阳，始建于公元前201年（汉高祖6年）县址在周溪泗山，因一代枭雄九江王英布造反被擒，在些枭首示众，故名鄡阳，是豫章十八县之一。南朝宋永初二年（公元421年），因彭蠡湖盆地发生地震，湖水南侵，鄡阳县大部分沉入湖中，鄡阳县撤消。境域入彭泽县，隶江洲。唐高祖武德五年，改为都昌县。鄡阳县自建成到被撤，有600多年的历史，经两汉、三国、两晋，在历史上是一个有名的县域。鄡阳水陆交通便利，与南昌、鄱阳、九江、永修、余干等地往来甚便，地理位置十分重要，三国时，东吴名将黄盖曾在此镇守。
《晋书》称：“陶侃字士行，本鄱阳人也。吴平，徙家庐江之寻阳。”陶侃既然是“鄱阳人”，又“徙家寻阳”，为何成为都昌人呢？原来陶侃故里，就在都昌县苏山乡的十里陶家冲，也称“都昌秆林”。都昌西北边界的十里陶家冲和星子县隔湖相望，这一小块地方在吴末晋初曾隶属庐江郡之寻阳县管辖。在当时的中国版图尚无都昌县，都昌县的前身是鄡阳县，据《县志》沿革载：晋永兴元年，公元304年，鄡阳县由鄱阳郡划归浔阳郡管辖。陶侃（259-334），永兴元年侃45岁。陶侃徙家庐江郡寻阳县，时在“吴平”，即西晋太康二年（公元281年）。在同一年，寻阳县即属庐江郡，至永兴元年再改属浔阳郡。寻阳县隶属庐江郡只有24年。陶侃徙家后的家庭地址，初属庐江郡的寻阳县，随着郡县变更，改属浔阳郡鄡阳县（即今都昌县）。彭蠡泽和鄱阳湖的演变。鄱阳湖在地质时代湖盆地区的地质地貌几经沧桑，变化很大。全新世开始湖盆虽逐渐下沉，由于泥沙沉积量和湖盆下沉量基本均衡，故仍呈现为河网割切的景观。新石器时代这一地区就有人类活动。公元前201 （汉高祖六年）～公元421年（刘宋永初二年）在令鄱阳湖中心设置了鄡阳县，古城已经考古发现在今鄱阳湖中心的四山。其周围有彭泽、鄱阳、海昏等县，所辖土地也有部分在鄱阳湖中。可见在公元5世纪20年代以前，鄱阳南湖地区并不存在庞大水体，而为地势低平、河网割切的湖积平原，而鄡阳县为河网支汇的中心。
过去有人因鄱阳湖在古代曾有彭蠡泽之称，因而认为古代彭蠡泽即今鄱阳湖。其实这是不正确的。彭蠡古泽的形成与古长江在九江盆地的变化有密切关系。更新世中期，长江出武穴（今广济县）后，主泓经太白湖、龙感湖、下仓浦至望江县与从武穴南流入九江盆地南缘的长江汊道会合。更新世后期，长江主泓南移至今长江道上，而原来被废弃古河道因全新世以来倾掀下陷作用，逐渐扩展并与九江盆地南缘的宽阔的长江水面合并，形成一个大面积的湖泊，即先秦《禹贡》中所载的彭蠡泽。当时长江出武穴摆脱两岸山地的约束，形成了以武穴为顶点，北至黄梅，南至九江，东至鄂皖边界的冲积扇，江水在冲积扇上分为多支，即《禹贡》中所谓“九江”，东至扇前洼地汇入彭蠡泽，可见古彭蠡泽主体部分在江北，相当今龙感湖、大官湖和泊湖等湖沼地区。江南仅为今鄱阳湖的颈部。
由于古彭蠡泽是长江新老河段在下沉中受九江潴汇而成的湖泊，水下新老河段之间脊线分明。以后由于长江泥沙经九江段时，受到赣江的顶托在主泓北侧堆积起来，日久新老主泓道之间自然堤逐渐高出水面，九江主泓道和江北彭蠡泽即被分割开来。时间约在西汉后期，距今2000年。以后，每逢长江泛滥泥沙溢出，彭蠡古泽逐渐缩小，形成了几个由水流连通的湖泊，史称雷水和雷池，即今龙感湖、大官湖的前身。江北彭蠡泽之名逐渐消失。
自全新世开始本区第四次断块差异运动，在南昌一湖口一线有较大的相对下陷，尤以湖口断陷为强烈。西汉后期，湖口断陷的古赣江区已扩展成较大的水域，即今鄱阳北湖的前身。因为江北彭蠡泽之名出于经典《禹贡》，班固在《汉书·地理志》里就附会江南的鄱阳湖为古彭蠡泽。但在记载到湖汉水和豫章水（均指令赣江）时，却又说注入长江，而不是注入彭蠡泽。估计当时江南新彭蠡泽枯洪水位变率大，枯水时束狭如江之故。
汉晋时代的新彭蠡泽（晋时又称宫亭湖）南界不超过今星子县南婴子口一线，而婴子口则是赣水入湖口，也称彭蠡湖口。江南彭蠡泽形成后，有一个相当长的时间比较稳定。其后随南昌—湖口断层下陷自北而南的发展，河网交错的平原逐渐向沼泽化发展。刘宋永初二年（421）鄡阳县的撤销当与此有关。唐末五代至北宋初年彭蠡泽迅速向东南方向扩展。宋初彭蠡湖区已超过婴子口、松门山，迫近鄱阳（今波阳）县城，彭蠡湖开始有鄱阳湖之称。这种扩大的结果使原在湖边上的山峰先后沦为湖中小岛，附近的小湖也相继和鄱阳湖连成一片，古鄡阳县周围平原几平沦没殆尽。但其时鄱阳南湖仍为吞吐型湖，洪水时茫茫一片，枯水期水束如带。
明清时期鄱阳湖演变的特点是汊湖的形成和发展。特别是鄱阳湖南部地区，如今军山湖、青岚湖都形成于此时。而清代以来，吴城以北鄱阳湖逐渐淤浅，由于赣江、抚河、信江的口外沙洲向东北延伸，鄱阳南湖西南部湖面逐渐缩小。
③汉别将击英布军洮水南、北，皆大破之。〔苏林曰：洮，音兆。徐广曰：洮，音道，在江、淮间。余据布军既败走江南，则洮水当在江南。罗含湘中记：零陵有洮水。水经注：洮水出洮阳县西南，东流注于湘水。如淳注：洮阳之洮，音韬。盖布旧与长沙王婚，其败也，往从之，而洮水又在长沙境内，疑近是也。杜佑曰：汉洮阳县城在永州湘源县西北。按今全州，汉洮阳县地，有洮水，在清湘县北。〕布故与番君婚，以故长沙成王臣使人诱布，伪欲与亡走越，布信而随之。番阳人杀布兹乡民田舍。〔番，音婆。师古曰：兹乡，鄡阳县之乡也。班志，鄡阳县属豫章郡。鄡，古么翻。余据史记及汉书高纪，皆言“追斩布番阳”，窃意兹乡当在番阳界，非鄡阳。〕
还有一点，陶属道家文化的继承者，在当时《桃花源记》中的晋太元中，也就是公元386年。这一年恰巧是慧远在庐山上建成了东林寺，其是否有隐喻此事呢。慧远也是顺江而下，值得怀疑的是，佛教的圣花是莲花而非桃花，桃花是道教的圣花。在庐山上，是否是道家和佛家为了一个理想的国度在争执呢？慧远在庐山上传教，到《桃花源记》文中其最后的后无问津者，有可能是隐预道教被佛教取代的过程。了解《桃花源记》的写作背景可以通过《陶渊明年谱》加以了解。(完)
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陶渊明（365—427），字元亮，别号五柳先生，晚年更名潜，卒后亲友私谥靖节。东晋浔阳柴桑人（今九江市）人。
陶渊明出身于破落仕宦家庭。曾祖父陶侃，是东晋开国元勋，军功显著，官至大司马，都督八州军事，荆、江二州刺史、封长沙郡公。祖父陶茂、父亲陶逸都作过太守
年幼时，家庭衰微，八岁丧父，十二岁母病逝，与母妹三人度日。孤儿寡母，多在外祖父孟嘉家里生活。孟嘉是当代名士，“行不苟合，年无夸矜，未尝有喜愠之容。好酣酒，逾多不乱；至于忘怀得意，傍若无人。”（《晋故征西大将军长史孟府君传》）渊明“存心处世，颇多追仿其外祖辈者。”（逮钦立语）日后，他的个性、修养，都很有外祖父的遗风。外祖父家里藏书多，给他提供了阅读古籍和了解历史的条件，在学者以《庄》《老》为宗而黜《六经》的两晋时代，他不仅像一般的士大夫那样学了《老子》《庄子》，而且还学了儒家的《六经》和文、史以及神话之类的“异书”。时代思潮和家庭环境的影响，使他接受了儒家和道家两种不同的思想，培养了“猛志逸四海”和“性本爱丘山”的两种不同的志趣。
陶渊明少有“猛志逸四海，骞翮思远翥”（《杂诗》）的大志，孝武帝太元十八年（393），他怀着“大济苍生”的愿望，任江州祭酒。当时门阀制度森严，他出身庶族，受人轻视，感到不堪吏职，少日自解归“。（《晋书陶潜传》）他辞职回家后，州里又来召他作主簿，他也辞谢了。安帝隆安四年（400），他到荆州，投入桓玄门下作属吏。这时，桓玄正控制着长江中上游，窥伺着篡夺东晋政权的时机，他当然不肯与桓玄同流，做这个野心家的心腹。他在诗中写道：“如何舍此去，遥遥至西荆。”（《 辛丑岁七月赴假还江陵夜行涂口》）对仕桓玄有悔恨之意。“久游恋所生，如何淹在滋？”（《庚子岁五月中从都还阻风于规林二首》）对俯仰由人的宦途生活，发出了深长的叹息。隆安五年冬天，他因母丧辞职回家。元兴元年（402年）正月，桓玄举兵与朝廷对抗，攻入建康，夺取东晋军政大权。元兴二年，桓玄在建康公开篡夺了帝位，改国为楚，把安帝幽禁在浔阳。他在家乡躬耕自资，闭户高吟：“寝迹衡门下，邈与世相绝。顾盼莫谁知，荆扉昼常闭。“表示对桓玄称帝之事，不屑一谈。元兴三年，建军武将军、下邳太守刘裕联合刘毅、何无忌等官吏，自京口（今江苏镇江）起兵讨桓平叛。桓玄兵败西走，把幽禁在浔阳的安帝带到江陵。他离家投入刘裕幕下任镇军参军。（一说陶渊明是在刘裕攻下建康后投入其幕下）。当刘裕讨伐桓玄率兵东下时，他仿效田畴效忠东汉王朝乔装驰驱的故事，乔装私行，冒险到达建康，把桓玄挟持安帝到江陵的始末，驰报刘裕，实现了他对篡夺者抚争的意愿。他高兴极了，写诗明志：“四十无闻，斯不足畏，脂我名车，策我名骥。千里虽遥，孰敢不至！”（《荣木》第四章）刘裕打入建康后，作风也颇有不平凡的地方，东晋王朝的*长期以来存在“百司废弛”的积重难返的腐化现象。经过刘裕的“以身范物”（以身作则），先以威禁（预先下威严的禁令）的整顿，“内外百官，皆肃然奉职，风俗顿改“。其性格、才干、功绩，颇有与陶侃相似的地方，曾一度对他产生好感。但是入幕不久，看到刘裕为了剪除异己，杀害了讨伐桓玄有功的逵全家和无罪的王愉父子。并且凭着私情，把众人认为应该杀的桓玄心腹人物王谥任为录尚书事领扬州刺史这样的重要的官职。这些黑暗现象，使他感到失望。在《始作镇军参军经曲经阿曲伯》这首诗中写道：“目倦山川异，心念山泽居”“聊且凭化迁，终返班生庐”。紧接着就辞职隐居，于义熙元年（405年）转入建威将军、江州刺史刘敬宣部任建威参军。三月，他奉命赴建康替刘敬宣上表辞职。刘敬宣离职后，他也随着去职了。同年秋，叔父陶逵介绍他任彭泽县令，到任八十一天，碰到浔阳郡派遣邮至，属吏说：“当束带迎之。”他叹道：“我岂能为五十斗米向乡里小几折腰。”遂授印去职。陶渊明十三年的仕宦生活，自辞彭泽县令结束。这十三年，是他为实现“大济苍生”的理想抱负而不断尝试、不断失望、终至绝望的十三年。最后、赋《归去来兮辞》，表明与上层统治阶级决裂，不与世俗同流合污的决心。
陶渊明辞官归里，过着“躬耕自资”的生活。夫人翟氏，与他志同道合，安贫乐贱，“夫耕于前，妻锄于后”，共同劳动，维持生活，与劳动人民日益接近，息息相关。归田之初，生活尚可。“方宅十余亩，草屋*间，榆柳荫后檐，桃李满堂前。”渊明爱菊，宅边遍植菊花。“采菊东篱下，悠然见南山”（《从杂诗》）至今脍灸人口。他性嗜酒，饮必醉。朋友来访，无论贵贱，只要家中有酒，必与同饮。他先醉。便对客人说：“我醉欲眠卿可去。”义熙四年，住地上京（今星子县城西城玉京山麓）失火，迁至栗里（今星子温泉栗里陶村），生活较为困难。如逢丰收，还可以“欢会酌春酒，摘我园中蔬”。如遇灾年，则“夏日抱长饥，寒夜列被眠”。义熙末年，有一个老农清晨叩门，带酒与他同饮，劝他出仕：“褴褛屋檐下，未足为高栖。一世皆尚同（是非不分），愿君汩其泥（指同流合污）。”他回答：“深感老父言，禀气寡所谐。纤辔（回车）诚可学，违已讵非迷？且共欢此饮，吾驾不可回。”（《饮酒》）用“和而不同”的语气，谢绝了老农的劝告。他的晚年，生活愈来愈贫困，有的朋友主动送钱周济他。有时，他也不免上门请求借贷。他的老朋友颜延之，于刘宋少帝景平元年（423年）任始安郡太守，经过浔阳，每天都到他家饮酒。临走时，留下两万钱，他全部送到酒家，陆续饮酒。不过，他之求贷或接受周济，是有原则的。宋文帝元嘉元年（424年），江州刺史檀道济亲自到他家访问。这时，他又病又饿好些天，起不了床。檀道济劝他：“贤者在世，天下无道则隐，有道则至。今子（你）生文明之世，奈何自苦如此？”他说：“潜也何敢望贤，志不及也。”檀道济馈以梁肉，被他挥而去之。他辞官回乡二十二年一直过着贫困的田园生活，而固穷守节的志趣，老而益坚。元嘉四年（427年）九月中旬神志还清醒的时候，给自己写了《挽歌诗》三首，在第三首诗中末两句说：“死去何所道，托体同山阿”，表明他对死亡看得那样平淡自然。
陶渊明的作品感情真挚，朴素自然，有时流露出逃避现实，乐天知命的老庄思想，有“田园诗人”之称。
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不为五斗米折腰，自然洒脱的人。其积极意义是不为获得世俗观念的认同而放弃自己精神信念的追求，热爱自然亲近自然；其消极意义是避世，逃避现实，容易给人已消极的影响。我们应该批判地继承，取其糟粕，存其精华，随性自然而又积极向上！
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关于陶渊明的性格爱好，在他的著名作品《五柳先生传》中作了自我介绍。文章中说： “闲静少言，不慕荣利”，“好读书”，“常著文章自娱，颇示己志”，“忘怀得失，以此自终”，并自谓：“性嗜酒，而家贫不能恒得。亲旧知其如此，或置酒招之。造饮必尽，期在必醉，即醉而退，曾不吝情。”他当上彭泽县令后，“公田之列，足以为酒”，上任后即下令把300亩公田全部种成酿酒的秫谷，以保证常有酒喝。他曾私下对人说：“能让我常醉于酒，平生之愿足矣。”由此可见，陶渊明一生不图名利，不慕虚荣，就是特别喜欢喝酒，总是喝得酩酊大醉。
他传世的名篇《桃花源记》，正是他对如同上古原始时代的那种人们自食其力、友好相处、没有种种现实中的纷扰与贫困的“怡然有余乐”社会的憧憬。就是他的隐居与饮酒，放在当时的时代背景下加以分析，也含有对当时黑暗统治表示一定程 度的不满和反抗的意义在内。
当然，陶渊明毕竟是一个生活在一千多年前封建社会的士大夫，在他的思想和诗文中不可能不存在许多安贫乐命、及时行乐、避世消极的东西。但后世历代的文学评论家和选家出于自己的阶级偏爱，多着重欣赏和赞扬他这方面的特点，认为这才是陶诗的精华所在。
历史上一贯对陶渊明的评论是高洁、正直，但，事实上，他其实也是对现实*为力，或者说他甚至没有去做过努力的逃避者。世人皆醉唯我独清，安贫乐道独善其身，是很好，可对这个社会能有什么改变？如果所有人都像他一样，历史怎么发展？人要有番作为，必须能屈能伸，不为五斗米折腰，只能是作为一个标志，起不了实际作用，何况，如果给他的不只是五斗米呢？我只能说，我们可以敬佩的是他敢于作回自己的精神，而非其他。
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桃花源记
乐观洒脱，向往美好世界，厌恶社会黑暗
五柳先生传
性嗜酒，好读书，不求甚解
